张亚东

“在那个时代我想要不一样的东西，音乐刚好给我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式。”

“小的时候大家都是蓝裤子、白衬衣、红领巾。街上看到的每一个小孩，颜色都是一样的灰蓝绿，流行戴一样的军帽。”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社会动荡刚刚结束，改革开放之风还未吹进大同这样的小城市，生活仍是循规蹈矩、无聊乏味，世界仿佛是黑白的。而音乐无疑成为了张亚东的画笔和颜料，让他可以给自己的生活“一点儿颜色”。

当然，当年还稚嫩的张亚东还没有改变音乐的崇高理想，于是变革从个人形象开始，就像每个轻狂的年轻人：“我觉得必须要改变，逃学、交白卷，然后后悔，再继续犯错，好不容易留起的长发也都被我妈在我睡着的时候给剪了。我妈相貌特别美，个性却非常强悍，总是讽刺挖苦以及暴打，恨铁不成钢。”家里无趣的白墙也成为了张亚东的改造试验田：涂鸦、贴海报、挂东西，但是无一不遭到妈妈的铲除，“你只要挂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都得要撕了。必须是干干净净，很乏味，不能想象。”

“我很幸运，赶上一个好的时代，又遇到很多好人。”

大同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煤城”，似乎空气中都隐约飘着煤味儿，在那个全国还对煤矿资源需求量巨大的年代，大同的经济非常好，很多组织机构都很有钱。于是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中，张亚东接触到合成器、midi 音乐制作这些在当时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触碰的东西。

在歌舞团的十年间，张亚东成为了团里的编曲。歌舞团像一个微型的社会，而才华满满的张亚东则成为了“树大招风”的典型，经历了社会的复杂，也体会到人性的善良：“最早编曲的时候我给乐队配器，那时候就十几岁。等到排练完我收谱子的时候，在‘编曲：张亚东’下面突然多了一个字，猪。特别难过，因为总有人是看不起你的。”后来，一个满头白发的吹长号的老师，每次排练总是会进来默默给张亚东拿一杯水。“其实他是用他的行动告诉乐队的人，虽然他特别小，但是你们不要欺负他。”

张亚东

“当时离开大同去北京，不会觉得没有退路，也从没想过退路。”

13 岁，张亚东进入歌舞团；十年间，生活已经非常好，“我不用点名。每个人都要每天点名，我不需要，因为我要熬夜创作，对我非常好。”23 岁，他决定离开歌舞团，离开大同，只身到北京闯荡。一次去法国演出需要办护照，那是张亚东第一次办护照，需要回歌舞团拿档案。“我想过，当时我已经离开我的团有一年多，他们可能已经把我除名了。”

回到老家后，团里拒绝给张亚东办理，让他找领导去签字。“我就去找领导，我说张老师我要回来拿我的档案，他特别长时间没理我，得好几分钟；最后说好，你去办吧，如果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回来。”也许是因为对张亚东的器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性的单纯和简单，老师给张亚东留下的位置坚定了张亚东留在北京的信心，“其实也没想过退路，就是想要无限接近我想要了解的东西。”

“刚来北京的生活就是买CD，看演出，等机会演出。”

刚刚来到北京的张亚东认识的人不多，除了窝在家里写歌，研究编曲，就是逛CD 店，看演出，基本上能看的演出都去看了，完了就等机会，等演出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求知欲太强。想要学习，其实就是想和外面世界更多接触。”音乐厅、酒吧都是张亚东出入的音乐场所，他在北京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后来很多乐手都成了他在录音棚里合作的伙伴，“心情特别好，就觉得一开始看他演出，最后跟他一起合作。”

在CD 这种实体音乐载体还称霸的年代，北京经营着几个选碟品味颇高的CD 店，包括大名鼎鼎的“打口碟”老板付雄的店和张有待的店。“有货到了会通知我，比如4AD 的说亚东可能会喜欢，直接打电话，‘我们来了一批，你过来听听。’”

张亚东

“我九几年给王菲写的歌，唱片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两千零几年才发出来。”

九十年代初，来到北京不久的张亚东遇到了窦唯；合作一段时间后，窦唯便把他介绍给了王菲。王菲和他都属于凭感觉的人，交流不多，合作起来默契倒是挺足。两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是专辑《讨好自己》中的歌曲《飘》。

彼时的张亚东写了不少歌，最后大家选中了《飘》收录进专辑。“除了那个还有，其实95、96 年当时我给王菲写过一首歌，后来两千零几年发了，叫《心惊胆战》。九几年写出来，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这个歌就不要用，录完了以后就被扔在那儿没动。结果是到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说好，发了吧。”2002 年，《心惊胆战》被收录进精选集《Faye Best》；2015 年，这首歌连同被新艺宝唱片公司拆开发行的其他9 首歌被还原成当年王菲本来在新艺宝的最后一张粤语专辑，命名《敷衍》重新“首度”发行，甫一推出便再次激起讨论，得到最多的评价就是“二十年后重听，依然领先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