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科、茂涛

残缺的自由

早上，我走错了路。一回头，撞见一个几乎将自己包裹成密探的男人——帽子、墨镜、口罩。但那双踩在地面上的人字拖“出卖”了他。那是茂涛。他和我一样茫然，正对着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确认拍摄地址。我与他打了招呼，像两个在陌生城市里偶遇的、同样迷路的酒鬼，一起找到了摄影棚。

到了采访的时候，因为要同步录制播客，所以算上我一共有三位采访者。五个人围在一张小茶几的四周，活像一场小型的三方会审。仁科与茂涛显然也没见过这阵仗，但在确认了我们并无恶意、不会突然拎出手提箱之后，他们几乎同时将脚蜷缩到沙发上，点上烟，身体语言仿佛在说：行吧，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采访从两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刚聊几句，仁科的回答就让大家出乎意料，“日常生活里面的阿茂是什么样子，我也完全不知道，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工作关系，不是很熟。”说着，仁科转头向茂涛确认，“是吧？”

仁科、茂涛

为了进一步解释，仁科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与时间有关的故事——博尔赫斯的小说《永生》。在这篇小说中，永生成为某种诅咒，遭受这个诅咒的民族生活在山洞中，因无法死亡而失去了行动的意义。过去和未来失去了界限，记忆变得混乱。许多人选择沉默，一言不发。仁科用这个故事来形容他和茂涛的关系，“熟过头了，物极必反，近些年来反而很少聊到私人生活”。 

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把博尔赫斯的这篇小说《永生》又翻出来重看了一遍。主角是一个叫做鲁福的人，当他看到永生的穴居人后，想起《奥德赛》里的狗——阿尔戈，便给其中一个穴居人起名为阿尔戈，并试图教他辨认字音。直到一场大雨降临，那个“阿尔戈”突然开口说话，原来他就是荷马本人。在这里，狗，成了唤醒神性的钥匙。

对，狗！我们终于触碰到了这次拍摄的主题。

灵感来自五条人的新歌《野狗》，按照编辑的想法，仁科与茂涛要扮演两条野狗，选取一片废弃之地作为他们的栖息之所，构建一个游离于秩序之外却贴近于真实“底层社会”的视觉世界。不过，在仁科看来，开玩笑地说，就算要当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己更应该是贵宾犬，再不济也是只哈士奇。

编辑显然无视了仁科的抗议，一辆考斯特将五条人送到了第一处外景拍摄地：一个废弃的加油站。

加油站内黄蓝配色的标识系统依旧显眼，发白起皮的地面上，各种标线已经模糊不清。墙上“严禁烟火”四个字应该是被重新粉刷过，醒目得略显荒诞。一开始的拍摄，是在加油站旁边一间用途不详的房屋废墟下。朝向马路的大门已经彻底不见踪影，天花板像是被从中间拦腰截断，裸露着狰狞的钢筋。墙上巨大的紫色字母涂鸦下面，也许是过去的流浪汉留下的破布烂絮，散发着可疑的尿骚味。墙后洗车区，破布条子肃穆地垂着，像电影中某种邪教仪式现场。

仁科、茂涛

这地方是人类秩序的弃儿，却理应是野狗的乐园——如果城市中还存在野狗的话。

仁科与茂涛在这里倒是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一人一边，坐上一辆不知从哪个幼儿园借来的环形脚踏车，四条腿蹬得飞快。这让人想起仁科近期在网上流传的一个片段，那是他在参加某档综艺节目的时候，被问及“你当下活着最主要的目标或意义是什么”。仁科回答说，意义就像小狗的尾巴，你往前跑，它就跟着你；你非要转过头去抓它，就只能在原地打转。他从不刻意提炼意义，但意义，如同甲醛，总会从生活的缝隙里慢慢渗透出来，或许还有点有害健康。

仁科、茂涛

在前往下一个拍摄场景的考斯特车上，采访继续。

“在我看来，属于野狗的音乐人挺多的，”仁科说，“马赛克的主唱夏颖就是。”

茂涛补充道：“Iggy Pop（伊基·波普）他们都是啊。”

“对，Iggy Pop是，David Bowie（大卫·鲍伊）就绝对不是，然后Tom Waits（汤姆·威兹）也算是。”仁科盘算着。

那么，什么是“野狗”？

仁科、茂涛

仁科给出了他的定义：“野狗跟狼不一样。野狗虽然凶，但是可怜，有时候会呈现出一种让你怜爱它的感觉。但你看到野狼就不是了……不过野狗又不像家养的狗，它有一些非常残缺的自由。”

“残缺的自由”，这是一个五条人式的、精准而残酷的词组。它意味着自由的代价，是漂泊，是饥饿，是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在废弃铁路下的第二个拍摄场景，仁科穿着皮衣，手里握着用自行车链条做的指虎。茂涛则穿着一件带有金属铆钉的短款外套，脚上依旧是那双标志性的夹脚拖。爱耍帅的仁科摆出《街头霸王》里八神庵的姿势，那是一种中二的、充满表演性的凶狠。

而这，或许就是他们对野狗的某种理解——用一种夸张的、带有表演性质的“野”，去对抗外界那些试图定义他们、驯化他们的企图。

仁科、茂涛

从海丰到太空

司机的冷气开得不情不愿，六月北京的燥热从窗缝挤进来。

话题终于移至音乐，聊起他们的新专辑《地球恋曲》。仁科斜倚在车座上：“有一个朋友听完（新专辑），他感觉……他听不到潮湿的味道了，他听到了干爽，北方的感觉。

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评价。要理解五条人今天的“北方化”，必须先回到他们“南方化”的起点。他们起初的音乐世界，是用海丰方言、市井故事、廉价红酒和黏糊糊的空气构筑起来的，如同岭南地区雨季时墙壁上渗出的水珠，细密、真实，又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霉味。那是城乡结合部烂尾楼里的爱情，是城中村握手楼缝隙里的阳光，是骑着“阿基拉”摩托飞驰而过的青春。

故事始于广东汕尾市的海丰县，仁科和茂涛在这里长大、相识，后来又在广州会合。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人，更像是生活的劳动者和敏锐的观察家。在成为“五条人”之前，他们曾是卖打口碟的小贩，是游荡在石牌村和华南师大周围的文艺青年。

仁科、茂涛

他们音乐的根，就扎在这些地方。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几乎就是一部海丰县城的口述史，里面的人物——“梦想化工厂”的工人、“十年恋爱”的情侣、“倒港纸”的阿兄——都是他们身边真实生活的素描，唱着最真实的县城故事。这种极致的“地方性”，在当时的独立音乐场景中，显得如此生猛而异类。

2020年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让他们在独立音乐圈蛰伏多年后，一夜之间被主流视野捕获。人们迷恋他们的“真实”，迷恋那种未经雕琢的“野生”感。他们的出现，像是一道意外敞开的缝隙，让更多人得以窥见南方县城的生活肌理，以及其中蕴藏的复杂情绪与质朴力量。

而现在，五条人似乎正要离开那个他们无比熟悉的“南方”，驶向一片更开阔，也更不确定的旷野。

“我一开始也没有计划好，我要写一张北方的专辑。”仁科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味这个词，“但这几年确实在北方待得多一些，可能就有意无意地，形成了这个方向。”

仁科、茂涛

茂涛接过话头，谈起这次编曲工作流程的不同，以前的歌基本都是由他和仁科两人操刀，写完之后再交给乐队其他成员。这一次则是乐队所有成员一起集中排练录制了三次。“从我们开始有一些动机之后，集中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创作。”

就像专辑的同名曲《地球恋曲》，茂涛说在编曲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场“野蛮”的改造。最早的编曲版本是四平八稳的，虽然也好听，但大家都觉得不够有意思。后来在排练房里，仁科先提议试试“探戈”，结果鼓手敲出了一个进行曲的节奏。大家一起加入，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古怪、荒诞而又迷人的样子。

仁科、茂涛

采访当天，《地球恋曲》还没有发布，茂涛冲我扬了扬下巴：“明天你就可以听到了。”

这时候，我还不清楚第二天会听到怎样的一首《地球恋曲》。不过五条人在平台上率先发布的，是一段抽象的预告小片，片子模仿《法治进行时》的风格，名为某乐队疑似用AI做摇滚乐被“一锅端”？拍法是手持执法记录仪（用手机代替），手电筒光乱晃，“执法人员”破门而入，将正在用AI（人工智能）制作音乐的五条人“犯罪集团”一锅端。

仁科

第二天，《地球恋曲》的MV（音乐短片）如期发布，这是另一种层次的抽象。穿着太空服的宇宙观光团，屁股上挂着红色地摊大喇叭。想象你某天起猛了，看见大卫·鲍伊、蠢朋克、左小祖咒、平克·弗洛伊德、戴着平底锅的孙一通，在外星生物的脑浆里泡澡，还顺手用塑料袋搂了一兜子脑浆，然后塞进《儿童幻想画报》，扔进AI里一通乱搅，最后吐出来这么个玩意儿。评论里有人如梦初醒：突然意识到，AI生成的内容，也有一种新时代的“塑料感”。五条人一直延续的“塑料感”主题也在与时俱进。

那么，五条人真的准备从海丰走向太空？

茂涛

“其实从《地球仪》还有《世界的理想》就已经在变化了，但我觉得应该不叫扩大，而是视角变了。”在仁科看来，随着五条人的世界被急剧放大，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是蹲在海丰地上看海丰，现在是站在太空瞅地球。

“我一直没有飘过，我一直扎根土地，有时候是水泥地。”仁科自嘲是“半截身子埋水泥地里”的人。每次巡演到新的城市，仁科喜欢用脚底板去感受那里的城市气息，既是对一个地方的探索，也是给自己一段完整的思考时间。

而反映到创作上，仁科说：“我比较喜欢这种直接、直觉、现在，根据你当下的心情来写歌。以前可能还会隔着一段记忆的距离，比如在现在写三年前的事，或者在广州写海丰，在北京写广州。现在就更倾向于写当下，写此时此地。”

这种创作方式的转变，让仁科觉得自己“获得了另外一种写歌的方法”，一种更“不计后果”的方法。 茂涛则认为，这种方式让他们“更自在，更洒脱一些”。

“总结成一句话，Just do it（只管去做）！”仁科一锤定音。

仁科、茂涛

野的二元论

最后一个拍摄场景是在一家充斥着涂鸦、显出十足破败感的创意园里，或者用仁科的话说：创意失败园。

此时正值午后，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几条小狗瘫在地板上，老板宽慰我们不用害怕，都是收养的流浪狗，不咬人。咖啡馆里的场景像是有一帮人正在喝酒吹牛时，突然被外星人连锅端了。桌子上封存了所有聚会的痕迹：外卖盒子、卷烟丝、打火机、空烟盒、威士忌方瓶、开瓶器、堆满烟头和卫生纸的烟灰缸、啃了一半的鸡爪、扎眼的红酒渍……我们提出来要点几杯咖啡，老板说咖啡师不在，机器在那儿，你们可以自己做。

仁科和茂涛又一次把自己蜷在沙发上，在这样一个所有事物都呈现出“恰到好处的失败”的地方，他们显得无比自在。我们开始最后的采访。

仁科、茂涛

说实话，当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基本判断：这场采访，从常规媒体操作的意义上说，并不算“成功”。在两人松弛的状态下，事先准备的问题显得刻意而可笑，或者说，常规的时尚媒体采访其实并不具备深度交谈的条件，往往是艺人与媒体心照不宣、各取所需，若是有几分真诚，多半也是带有表演性质的。五条人显然并不愿意或者并不擅长这样做，所以当面对那些有一定目的性的问题时，仁科与茂涛的应对总会显出几分疲惫，或者说是警惕。

这并非傲慢或不尊重，而是一种本能的抵抗。他们抵抗的是被简化，被“一锅端”的命运。他们提起鲍勃·迪伦的演出，几十年如一日地，用把自己的经典作品唱得面目全非的方式来对抗观众的期待。 他们是在用行动告诉你：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甚至不是我昨天那个样子。

突然一声巨响，是仁科衣服上的装饰锁链掉在了地上，锁链分量十足，也许真能锁住一条野狗。不过，声音只是惊醒了趴在地上的那几只小狗，其中一只懒懒地从地上爬起来，往里走了几米，重新躺下，它的一只爪子残疾了，走路时一瘸一拐的。

我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会觉得自己正变得越来越精致吗？” 

仁科坐直了身体，清清嗓子，表示要认真地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

他开始引用列维-斯特劳斯，聊《野性的思维》，“我们从传统社会里面或者现代社会里面去看那些所谓的野蛮民族，觉得他们就是‘野’。但事实上，你通过人类学家去看，他们对大自然的分类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你一个现代人去到一个部落里面，那个部落里的人可以分辨比如100多种植物，而且他分辨植物的方法跟我们的科学方法不太一样。它也不是像我们认为的，分为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不是。他们还有信仰，有一些审美。这样的话，他们比你精致多了，你很粗糙。”

仁科、茂涛

仁科进一步提到了非洲的木雕，高更的塔希提岛，以及那些被现代人视为“原始”的部落对自己身体的装饰——撑大的耳垂，画满的图腾。那些看似粗糙的事物，往往蕴含着无比精致的宇宙观和美学。

仁科最后总结说：“所以我不愿意说，我变得更精致了，它就不野；我去野了，就不精致。我一直不想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

采访结束，仁科与茂涛需要抓紧时间换装和补妆，继续这次“野狗”主题的拍摄。而最终，在这一天，我们也没有在这座城市的各式废墟里，见到哪怕一条真正的野狗。

出品：李晓娟 / 监制：滕雪菲 / 策划：Mogu.X 蘑菇仙 / 摄影：Abo.Z 左多寶 / 撰文：九酱 / 造型：Jade / 妆发：蒋赏 / 执行造型：小T / 摄影助理：蓝鲸 / 编辑助理：潘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