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帆 | 镜头留白

作为2019年的票房亚军,《流浪地球》上映至今斩获了46.54亿的好成绩,位居中国影史前三,这是导演郭帆在年初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流浪地球2》开拍,摸着石头过河的郭帆准备把自己用泪和汗积累下的经验整理结集,用以帮助更多热爱科幻电影的新导演。

郭帆 | 镜头留白

郭帆

至少拼过

郭帆坐在化妆间,化妆师正帮他遮黑眼圈。摄影棚的灯光已经亮起,机器架好,他打开手机里10月份的日程安排,翻翻翻,十几个行程,他刚从毛里求斯回来不久,拍摄结束后要赶去重庆,紧接着是东京,似乎有参加不完的论坛和电影节,俄罗斯的、非洲的、日本的……当天上午,他开了两个会,一个《流浪地球》第二部的剧本会,一个讨论商业合作。负责电影宣发的伙伴正赶过来,打算插空跟他再开个会。一个月里他只见了孩子三面。“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状态。这是工作的一部分。”郭帆说。

他淡淡说起对自己意志力的新发现,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用来生病,就真的能靠意志顶住,一次感冒都没得。做导演之前他每天睡十二三个小时,这四年来他硬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失眠也成了拍电影的后遗症,但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修复机制还不错,他的副导演不久前还在梦里嗷嗷叫,梦见在《流浪地球》片场大喊“灯光怎么打的”,被惊醒的媳妇骂了一顿。

饰演李一一的演员张亦驰还记得第一次见郭帆,郭帆礼貌却没有寒暄,直入主题,滔滔不绝地对他讲故事的时间背景,彼时的科技发展,运载车多大,赤道发动机、转向发动机如何运作……张亦驰只是听着,没有交流的气口,郭帆像是讲给自己听。李光洁初见郭帆,就收到了电影的场景设计图、外骨骼机甲设计图和动态预演。

开机后,郭帆不停在各个部门出现,制片组、服装组、道具组、灯光组,以及仓库,像跳脱的微粒一样。红牛被他当水喝,每天至少五罐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助理完全管不住。拍摄间隙里,一刻不停地讲着物理常识、科技阴谋论,关于天体物理的各种猜想……

他给“程序员”李一一的人物关键词是“概率”,他告诉张亦驰,“宇宙的存在就是一个概率,是偶然事件。大家都像电子一样在做微粒跳动,所有这些形成你现在的样子,把眼镜儿推上去……”张亦驰想给角色一对20面骰子做把件,郭帆浑身的汗毛都张开了。那段时间,张亦驰在读《百年孤独》,“冰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发明”,他把这句念给郭帆,郭帆又立刻被击中,随即放进了电影里。

剧组所有的动荡,他和制片人龚格尔都默默地吞下来。直到庆功宴,大家才知道剧组曾两度烧光经费,才想起某一天剧组餐的牛肉变成了回锅肉,扮演黄明的张欢还不经意地打趣,“咋的?差事儿了?资方撤资了?

后来的每次聚会,郭帆都会喝到大舌头,喊每个人的名字,没人听得清他在说什么。几个助理劝着,“导演散吧”,“换果汁吧”……

从当初自掏腰包100万开始筹备《流浪地球》,到电影获得46.54亿票房,四年过去,如今郭帆不再有兴趣讲述拍这部电影一路的波折,经费烧光,制片人卖了自己的车,吴京被他“骗进”剧组……至于即将到来的与编剧团队的集体“闭关“,让郭帆隐隐觉得恐惧。“一旦闭关就是极其痛苦的过程,你会真的关在一个地儿,你每天吃同样的东西,见同样的人,你每次睁开眼睛又看到他们了,吵完架看他一眼,吵起来没啥意思,明天还得见。你也知道,当我们说,‘来,我们今天开始吧’这句话之后,这四年到五年又是一个轮回,你特别怕开始的那一下。”

郭帆,听上去像个载浮载沉、缺乏个性的家伙的名字。23年前在法学院念大一的郭帆,脑子里常常跳出一个画面,七老八十的郭帆躺在摇椅上,追忆这一生,有什么想做的事还没做,想起一件事的瞬间就后悔不已,那件事就是拍电影。于是,他扛起摄影机开始拍短片。那个画面如今仍会经常出现在他脑海,不过引起的恐惧变成了慰藉,老了的郭帆会说,至少当年拼过。

《流浪地球》上映期间,他见到了詹姆斯·卡梅隆,揣着一肚子的好奇,《阿凡达2》到底什么时候出呢?《阿凡达3》呢?……但见了卡梅隆,他却不知该说什么。几天前,他又见到了施瓦辛格。23年前让郭帆决定去做导演的,就是卡梅隆和施瓦辛格合作的《终结者2》。握住他们手的时刻,除了感到神奇,他觉得心酸。他内心只有一种情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

郭帆 | 镜头留白

郭帆

把《流浪地球》当靶子

今年夏末,《流浪地球》公映大半年后,郭帆和调研公司在一二三线众多城市启动了系统的观众调研,“重新放片,观众已经没有之前那种春节档的观影热情,热情褪去之后,大家看电影会变得更客观一些。”

他对调研问卷颇费心思,开了几轮讨论会,问题涵盖故事、角色、场景、美学等各个方面,机甲设计图等也直接放在问卷里,观众可以直接圈出视觉感受舒适或不舒适的局部。最终得到了一份六七十页的调研报告。70%的观众觉得头盔大,他打算在《流浪地球》第二部里适当地缩小头盔的比例。发现观众对一句不经意的台词设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兴致盎然,他颇为意外,那是他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时无意中看到的街边条幅上的一句话,他打算在第二部里延续这种“日常的共情”。

“科幻片,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舶来品,之前我们国内没有太多做科幻的经验,特别是在美学上,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具像化的美学是符合中国观众的。

“你会发现在好莱坞科幻片大量地都是蓝、绿这种色调,我们已经刻意在避开这个色调,因为那跟他们的美学发展历程有关,我们其实在美学发展历程中是断层的。断在哪儿了呢?断在了工业革命那个时期,我们对工业革命那段的美学没有感知,比如机械感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太有情感的。而且,你听到‘科技’两个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好像是‘蓝蓝的’,所有科技企业几乎都是蓝色,蓝色有一种推理感、陌生感、科技感,有一种冰冷感和把你推开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些东西,比如说色彩,因为色彩搭配有一些心理学机制的暗示作用,有一些色彩搭配是可以把你拉近的,比如我们影片中使用的红色、黄色、青色。为什么谈恋爱都会送红色的花呢?红色本身也代表爱情。

“另外就是形状。什么样的形状是我们熟悉和接受的?每个国家或者文化背景之后的形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式的和日本的,就有典型的、巨大的区别。你看日漫,都是那种酷炫的尖锐的,美漫就是那种粗壮的,它背后有一个美学文化在。”

“我们之前没有这个类型的片子,所以我们不太有参照,比如说中国人,我们做一个宇宙飞船到底应该是啥样的、发动机应该是啥样的?硬拿来好莱坞式的那种机械结构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审美。”

“第一部完全是摸着来的,但好在它让我们有一个靶子了,大家可以去评判这个东西。所以我尝试去调研美学,”他随手指指桌上的水瓶,“就像这瓶水,它是竖着好看,还是有点儿弧度好看。”

随后,他话锋一转,“调研的参考值在30%左右,也不用精确到99.99%,我们又不是黄金。另外70%依靠创作规律。”

郭帆 | 镜头留白

郭帆

门外汉

“他还是那个‘理工男’”,赶到影棚和郭帆开会的李海鹏望着正被摄影师怼脸拍的郭帆,“他像是你的同学,每个寝室都有一个郭帆。认识他七年了,他成熟了,不过他的寡淡没变过。”

“下巴抬一点,酷一点。”摄影师说。

“我酷不起来,我不是那样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这种人……”郭帆对着镜头比了个游客标准照里的V字手势,又做了个鬼脸。

他坦承倒也不是没“飘”过,“《同桌的你》之后,有一小段时间有点儿‘飘’,其实是不自觉的流露,就是你内心在说不能飘、得沉下来,但有几次,我看到媒体上发我的照片,坐在那儿动作都不一样了,”他把二郎腿翘起来,左胳膊搭在椅子靠背上,“为什么会那样坐呢?你嘴上说没什么,但是内心觉得我好牛逼,所以你才会有那种行为动作。”

“我这次做得比上次好。真没飘。”因为《流浪地球》所经历的一切让他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儿,但做事的时候,每件小事,都要把它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原来没有什么敬畏感,现在有了。

“敬畏什么?”

“所有的东西。”

《流浪地球》定剪的时候,他一瞬间成了自己的旁观者,“一看就是年轻导演拍的!因为贪心,什么都想要,想给大家证明,你看我又能拍动作戏,我又能拍车戏,又能拍爆炸什么的。”他写了七万字的剧本——其实写一万五就够拍,初剪的版本被剪掉一个多小时,精剪又剪掉十分之一。

如今他说:“因为没有信心,才会贪心。李安拍的话,永远不会是这个拍法。《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小男孩讲第二个故事,面前两个日本调查员,画面里就是一面灰墙、一个病床,镜头只是缓缓移动,只有这种形式才能让观众全身心地进入这个角色,听他的故事。你想象一下,如果画面里的背景墙非常富丽堂皇,镜头各种酷炫,就会消减你对这个故事的关注度。这就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你的取舍问题,你留白的问题。我之前是不懂的,那场戏如果让我拍,我得设八个机位,拍得极尽花哨。”

《流浪地球》第二部已开始创作,他说他会更专注,更关注人物和情感,“不是说大场面不重要,只是它不是核心,真正会让你动容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情感,有可能很细腻的一个小点就会让你动容。“

他搓着胡茬,“导演如果有个门的话,我就是在门缝往里面瞧了瞧,就看到这点东西。之前拍的片子,连那个门都没有摸到在哪儿。”

郭帆 | 镜头留白

郭帆

把坑填一填

未来的两年半到三年,郭帆还计划参与把整个电影工业化的流程整理出来,制作成可操作性的软件,以及可教授的课程。

原因很简单,拍《流浪地球》的经验几乎全是教训。比如电影里的机甲,六七十斤,八个人要花整整两个小时才能为演员穿好一套机甲,郭帆一狠心让演员穿尿不湿,为了帮演员减轻承重,拍摄间隙就给每个机甲挂上吊钩,把演员吊起来。后来看到《异形》的拍摄特辑,郭帆发现雷德利·斯科特也用挂钩把穿着宇航服的演员挂起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没辙的时候,逼出来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只是感慨,三十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干这个事情。”

这条路走过来,回头一看都是坑,郭帆想把坑填一填,“就是我们的工业化流程。如果我们从工业化和制作水准上来看漫威,《复联》三、四我们是无法企及的,你甚至无法想象怎么同时让二十几个一线的明星聚在一起,怎么安排时间,怎么化妆……好多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的制作能力比好莱坞差了二十五到三十年,特效稍微好一点,差十到十五年。我们拼尽全力就是如此。我们连工业化最基础的剧本,格式、字体、一页可以拍几分钟、为一分钟的镜头该写多少字等等,都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剧本的概念从纸上的文字变成工业化的砖石,变成一个数据库,可以去对接导演流程、制片流程、现场流程……”

为此,他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针对全行业的采编团队,比如采访乌尔善拍《封神》的经验,采访宁浩、徐峥、文牧野等一系列导演,汇编整理出一套导演系统,再去采访制片人、摄影师、美术、特效……在各个技术门类间形成链条,进而设计出一个可操作性的流程管理软件,在电影的实际拍摄中被使用,并不断迭代完善。

这个系统也将进入教学,“作为导演,你可以选你去做文艺片还是商业片,如果有一部分孩子说我要去做商业片的时候,他至少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先知道原来我们做商业片有这样的工具,能摸到一些门道,知道这些大的概念,以及培养工业化的思维观念。”

郭帆坚持要免费共享这一切,“我觉得这是工业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于在铺路,路就不要再收费了。”他也试图向投资人解释,这个投资不会有任何回报。

拍出国内票房榜第三名的电影后,郭帆发现电影这个行业的目的和初衷,不是赚钱。“如果你要想赚钱的话就不建议你们去搞电影。拿去年来说,立项电影两千部,能够开机的有七百来部,能够关机的三百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很多电影‘一日就下线了。真正可以保本并挣钱的电影大概有三十多部。什么概念呢?就是2000比30,如果是这个概率的话,那跟我玩游戏机差不多。如果把一个玩游戏机的中奖概率放在商业逻辑之下,那你就是在赌博。与其如此,我还不如在门口摆个煎饼摊卖煎饼呢,更保险。”

“所以电影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运作的,它要我们拼尽全力,让我们所拍的真正地成为一部电影。至于钱和名,是副产品。做《流浪地球》也是,比如吴京,现在你可以说他当年投了钱,他赚了钱。但是当年他投这个钱的时候,冒的风险也是他去承担的。他后来也跟我讲,他其实不是投的这个项目,是投我们这批人,他觉得这批人的状态、用心的程度是值得去投资的,哪怕当炮灰也值得。所以他当时一分钱片酬也没收,而且投了几千万进去。在这件事儿上,商业逻辑是不成立的。你没法算,你怎么算呢?”

想做的事太多,郭帆最强烈的感受是时间不够用,抱怨着洗脸和剃胡子浪费时间,“我剃一次胡子大概要15分钟”,念叨着什么时候能有一种发明一下子完成这件事。转头又说,“也是还不够老,这种想法还是贪心,因为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你的欲望太大。什么时候欲望小了,贪心没有了,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成熟。就像做片子一样,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