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虹

窄与宽

接手纪录片《大学》的导演工作时，孙虹已经从母校清华大学毕业六年了。2012 年，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离开校园之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本来与自己的专业和纪录片拍摄没有任何关系。在那样一个即将离开“象牙塔”并抉择将以何种方式与社会链接的当口，孙虹选择了回到家乡上海―“从大众”。她入职了一家国企做marketi ng（市场推广）。“别人都去了这样的地方，我似乎应该也一样。”

那时候她也想过，通过“校招”的渠道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影视媒体，简历投了、也经历了多次面试，终未入选― “当时女生还是挺不占优势的。”

保守求稳的结果却是，她没有办法在职业里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成就感―“每天都是一样的。”

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她自己的价值怎么在当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实现呢？是在这样的踯躅和困局里，孙虹才意识到：“我还有更多空间和力气，我应该做我真正擅长和热爱的事情。”

她回想起曾经和同伴一起拍摄纪录片时的那些日日夜夜。“每天接触的都是新鲜的事物……遇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一直都在扩展生命的宽度。”

她开始在工作之余重新回到剪辑台，把毕业前拍摄的记录一档电台节目的作品《飞鱼秀》完成了。在导师雷建军的帮助下，2014 年，《飞鱼秀》有机会在国内几个重要城市的院线上映。这给了孙虹一记鼓励。“借着这个机会，我下定决心还是做回我的本行。”

2018 年，一部以清华为记录对象的纪录片项目被提上日程，以期在三年后清华建校110 周年的时机公映。孙虹被选中作为导演之一全程参与创作。

要下至少三年的创作周期打底，是导师雷建军所坚持的。“越早开始，片子可能获得的力量就越不一样。”孙虹这样理解导师对时间长度的需求，“纪录片本身所包含的，就是时间的力量，我们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里才能看到所记录对象的变化。”

《大学》由大一新生、新入职的教师、毕业生、耄耋老教授四位人物线索穿梭始终，在他们位于四个人生节点下的作为与选择中，呈现了“大学”的存在要义与人在其中怀有的理想和发出的光亮。

“人在每一个人生路口处的选择，都将决定着你未来的样子和你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的启迪。”是带着这样的初心，孙虹和伙伴们开启了《大学》的创作。

长与短

在《大学》的拍摄中，孙虹接触较多的有三位主人公：大一新生严韫洲，旅美归来入职清华大学的天文学学者蔡峥，八旬高龄依旧在三尺讲台上孜孜不倦教书育人的环境学院士、教授钱易（记者注：著名历史学者钱穆之女）。

好几个画面，在制作的过程中曾将孙虹深深触动。

在美国夏威夷一处山顶，蔡峥带着纪录片团队爬到高坡处，指着不远处一排庞然大物一般的望远镜介绍说：“你们看，这就是人类的观天巨眼。”说罢他拿起手机，拍下那个场景。这句话让孙虹一怔：“我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望远镜，原来它们是望向宇宙的眼睛，人类真厉害，能把眼睛变得这么大，望向无尽的浩瀚的远处……”那一瞬，她也更能理解了蔡峥为什么在国内外奋力奔走，甚至不怕被人“怼”，还是要努力为中国争取到制造属于自己的超级天文望远镜。

另一个冬日里，孙虹陪着钱易教授去一位已逾百岁的老师家里拜年。“最初听到这件事我就很感动，原来一个人已经成了院士，也还是要去给自己的老师拜年。这是一个传承的传统。”孙虹用摄像机记录下了那次拜访的全程。

临到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注意到老教授家里挂着一幅画，提款处写着“学生钱易赠”这五个字，令孙虹一阵阵地感怀：“就好像看到了她年轻的时候一样……她曾经也是一个学生、一个年轻人，她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得到了那么多人生的知识、经验、教诲，然后一直到今天，她还在把这些东西教给现在的年轻人。所谓师道，就是这样吧。”

这五个字的特写，也被摄像机牢牢拍下来了，留在了《大学》里。

《大学》全片长度110 分钟，却仿佛可以一览阅尽某种时光的浓缩，穿插的剪辑在四个人之间往来，忽而青葱忽而又年迈。每个拍摄对象之间都互为映射，即使他们年龄相差很多，甚至可能从未在现实中谋面擦肩，但在这场耗时三年有余的影像记录下，他们被安放在一起，让观者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有时候你确实会觉得，从一个新入学的小朋友到钱奶奶这个岁数，时间好短，唰一下就过去了。这就是人生吧。”孙虹拨开了被风吹到面颊上的头发，在2022 年的初夏。

孙虹

急与缓

2022 年初春，孙虹诞下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新手妈妈要面临的新难题每天层出不穷，即使如此，她还是会在稍有余力的时候，用手边可以抓到的影像设备，随时记录下宝宝的成长点滴和家庭生活的细碎光影。只是，她心里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何为私人影像记录，何为要在公共场域内供大众观看和传播的记录内容。她并不为边界的形状和曲折而困扰。

她认为一个职业纪录片创作者需要拥有这样的辨别能力，当你要面对一个感兴趣的选题开始思考和创作时，就要想清楚：“作品的观众是谁？会在什么样的渠道和哪些方面和观众沟通？”这是一门无法全然与政治经济学原理脱钩存在的创作门类，正如“个人”无法完全摆脱“世界”而孤立存在。

孙虹另外一部广为大众所观看和讨论的纪录片作品名为《手机里的武汉新年》。18 分钟的影片由众多2020 年初身在武汉的平民集体创作完成。就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孙虹又把这部片子看了一遍。“心里好难受。”当时并未在事件重心的她，看到那些乐观的细节，还会为人们的幽默感逗笑，可在当下，她深深理解了其中坚韧的生命力与更多复杂的意味。

“做纪录片有时候跟做新闻记者有点像，你要面对的是现实，尤其是现实里的很多困境。也许真的身在其中，反而会举不起摄像机……”孙虹不避讳谈及自己的“脆弱”和“感性”。

所幸，两年前的那些画面都被保留下来了，今时今日我们再回头看，就像看一段历史似的那么遥远。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在剪辑阶段，曾有人给孙虹出主意，劝她把片子剪短一点，说不定能在网上传播得更广。“因为他们说现在没有人有耐心看完一个18 分钟的片子。”也有人提议要她剪掉前期那些并不欢乐的段落，只保留“有趣”的、“正能量”的部分。她都扛住这些压力坚持了自己的初衷。“这是一段完整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不管有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不想看，我要留下来，它以后会有意义的。”

孙虹无意以记录教诲世人或是影响什么。“太有意图的东西，会变成一种工具，也会变得偏颇。”

她以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先记录下来，意义这种东西，就交给时间慢慢显影吧。

Q&A：

你的耐心，是从哪里来的？

孙虹：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有耐心，我只是很向往能够有时间慢下来做一些事情。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自己喜欢纪录片？就是因为当初看纪录片的时候觉得，那两个小时可以让你从世俗生活中抽出来，静下心来去看另外的人生。那种魅力和冲击力跟剧情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好像我看完《大学》，我再去清华大学，我觉得看每个人的方式都变了……

孙虹：这个感觉很特别。你在故事里认识一个人，被他的故事打动，但是当你在生活里见到他，上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你发现他根本不认识你。他改变了你，但他依旧是原来的样子。清华大学还是清华大学，你的眼光变了，但它没有变。这就是纪录片。

现在想想，你选择纪录片导演这个职业，最重要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孙虹：我原来以为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自我表达。但我后来发现，更多的原因是我觉得我需要被教育，我需要吸取其他人给我的力量―这个可能是我更大的动机。

《大学》里如果只能保留一个画面，你会选择哪个？

孙虹：如果就只能留一个镜头，我想保留钱奶奶的一个背影。她在前面，后面是清华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那个镜头发生在她哥哥去世了之后，然后她仍然正常地去上课。那可能就是浓缩了她一辈子的一个瞬间―她每天普普通通地去上课，站在讲台上，一直坚持，日复一日，这件事太神圣了。我真的特别佩服钱奶奶，她站在那里讲一堂课90 分钟，不用麦克风，声音却始终那么洪亮。她的这种功力，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是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那个镜头，是有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沉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自强”和“厚德”之间是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你自己要奋斗，同时还要为了其他的人去奋斗。

摄影：韩心璐 / 策划：张婧璇 / 统筹：Timmy / 采访 & 撰文：吕彦妮 / 妆发：窦凯 / 助理：郑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