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 | 用喜剧的形式解释人生

他太擅长扮演小人物了:《夏洛特烦恼》里的王老师,《庆余年》里的王启年,他的角色都带着点儿活泼和喜感。你不一定会记住他的名字,但你一定会记得他的每一个角色,这就是好演员的魅力。

田雨 | 用喜剧的形式解释人生

田雨

我从小在北京护国寺一带的胡同里长大,家就住在人民剧场后身。有一年修平安里游泳馆,沙土堆在胡同两侧,我们一帮小孩就争先恐后地爬到沙堆上面,扒着人民剧院的窗户,看里边的京剧演员勾脸、扎靠、贴片子,听他们演出之前吊嗓子。演出时声音很大,整条胡同都能听见,我姥爷又是戏迷,没事嘴里就哼哼戏,天天耳濡目染,我懵懵懂懂地就对舞台表演这些事很感兴趣。

1976年大地震后,家家户户都把家里的床搭成抗震棚,我们家很长时间没拆。崔健说他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我老说那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抗震棚底下成长起来的。床架子挂着蚊帐,蚊帐一拉开跟幕布似的,我跟我哥就披上枕巾、毛巾被,扮将军、扮骑马打仗。我那会儿特爱出洋相,老想引起别人注意,上课时爱在下面接各种脑筋急转弯的话茬,按现在话说就是个话痨,可能基因里就有点儿这种表演欲,老师都挺烦这样孩子的。

6岁以后我随父母到承德生活,上的学校和日本一所小学是姊妹校,经常会有一些文化交流。那所学校的教学方式很开放,有很多课余活动,我一直在鼓号队吹小号。那会儿精力旺盛,我踢足球、打羽毛球,还练过几个月专业柔道,教练很喜欢我,觉得我有天赋,只是后来受过一次伤家里就不让练了。

有件事印象挺深的:1982年,意大利导演蒙塔尔多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拍电影《马可·波罗》,要找个小孩演少年成吉思汗,我因为那时候长得挺可爱,还被学校推荐过,虽然最后没真的演成,但也算是我跟影视圈的第一次邂逅吧。中学时代正赶上流行音乐特繁荣的时期,当时有个台湾引进的音乐节目叫《潮》,我第一次看到了小虎队。立刻就迷上了,然后就跟几个同学模仿,抄歌本,找伴奏带,练歌,学校文艺汇演时我们还事事儿地戴个墨镜上台唱,紧张得一手汗。

上高中后我在理科班,最后走上表演道路完全是巧合。当时有个表姐在中国音乐学院学钢琴,她特别喜欢《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姜文,我们经常写信聊音乐和影视作品,还挺文艺的。有回见面,我就跟她说,以后我要是能当演员也不错,我感觉演员应该是个挺有趣的职业,我以后就想做这行,她说那你以后可以考中戏去嘛,我当时也不懂啊,心说中戏是个什么东东。后来才知道,国内的表演院校真是不少,除了中戏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还有上戏,都能培养演员。

对于我学业上的选择,父母一直很支持,我喜欢吉他,他们就帮我找吉他老师,想学表演,父母就送我到北京上辅导班。考中戏形体考试时,我用的是杰克逊的《Dangerous》做伴奏,自编了一段杰克逊舞步加霹雳舞,还抱着吉他弹唱了首《浪子归》,老师说不错,这孩子表现力挺强的。

我考中戏那年是两千多考生里选20个,不像现在,几万人考试,就选几个,竞争太激烈。后来觉得自己当时都准备多了,也许在现场做套广播体操,老师一看你胳膊、腿没有什么大毛病,长得也还行就OK了。其实当年电影学院、中戏、上戏这几个学校我都报考了,也被中戏和上戏同时录取,因为从小还是对北京有感情,图家近,索性就选了中戏,要不就和陆毅做同班同学了。

我和哥哥的关系很亲近,他学习特别好,文化考试前,我因为是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所以要恶补历史、政治,他特意从大学请假回来帮我复习。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还会聊天,讲朝鲜战争的事,两张床中间隔着一米多的距离,为了不打搅父母,我们就用纸糊了一个传声筒,用传声筒小声说话,很有趣的记忆。

在中戏上学时我对喜剧就有所尝试,毕业大戏《长子》就是一出喜剧。我们老师梁伯龙还特别强调要多从中国戏曲里汲取营养,比如丑角在台上演着演着突然甩给观众一句话,这种跳进跳出或者说是无厘头,对我后来的表演风格都有影响。那会儿我没事去人民剧场、梅兰芳大剧院看戏,学东西有时候就像下围棋似的,你在这儿放了一个子,将来不定哪天它就会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我毕业后参演的第一部电影叫《真心》,我要演一个去新疆支边的青年医生。我们当时先坐飞机到乌鲁木齐,然后坐火车去喀什,再坐汽车一路奔波到卡拉库里湖。有个镜头导演是要表现医生看到新疆壮丽风景后兴奋得手舞足蹈,我那时23岁,其实心情跟角色是一样的,特别开心,创作欲望极强,就觉得应该折腾一下,给自己加戏。我狂奔上一个土坡后翻跟头,扭着脖子跳新疆舞,还唱《我们新疆好地方》这种歌,这些都是剧本上没有的。拍完一条服装老师过来帮我掸土,他拍我一下居然把我打倒了,那地方海拔三千多米,我这才意识到,这么一通上蹿下跳的操作下来,自己已经高原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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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拍电影还是用胶片,胶片是一项很大的成本,摄影机一响就跟点钞机的声音似的,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片中有个情节是年轻医生学骑马,我也是现学的,用的是一匹受过训练的军马,特别聪明,你连着拉两下缰绳它就会卧倒,给你当掩体,在它耳边打枪它都不会动,这让我觉得很新奇。那匹马真的帮了我不少,我现在有时候还能想起它来,不过估计那匹马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了。

那个时候我们白天拍片,晚上我就从宿舍走到老乡的毡房跟他们聊天,喝一点小酒,大家一起谈天说地,唱歌跳舞,体验他们的朴实生活。回来这一路大概有百十来米,就在卡拉库里湖旁边,满天星斗近得感觉你伸手就能够到,美极了,在北京见不到这景象。拍摄时觉得7710米的慕士塔格峰就在身边,随时可以爬,但其实离得很远。还有地理课上讲的喀斯特地形、丹霞地貌,全见识到了,那个戏在我整个的拍摄经历当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刚毕业那会儿去剧组试戏,虽然我长相看着有点儿“自来旧”,在大学里就经常演父亲、兄长,但是一到剧组,人家都说你这太年轻了,什么也演不了,等你过了三十的吧。等过了些年,我再去试戏,发现市场需求早就变了,人说你现在年纪太大,演不了小鲜肉了。算我倒霉,好像一直就没踩对点儿,红不起来。

我现在觉得,红不红不重要。只要你自己努力了,沿着一条路一直往下走的话,最终还是会得到观众的认可的。

有些报道说我是拍完《大丈夫》,又接了《夏洛特烦恼》的王老师,才算正式开启了喜剧路线,这说法其实不太准确。我很早就对喜剧人物怀有兴趣,觉得小人物的家长里短其实更像普通人。有时候你觉得一个人好笑,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物更接近你的日常生活。

2006年参演话剧《暗恋桃花源》,对我的表演生涯有很重要影响,帮我开启了一种新的表演概念。我过去的表演还总是遵循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或者说有点儿端着,但是工作坊的性质可以打破很多规范,可以胡来乱讲、非常跳脱,后来我就明白了:喜剧人物也可以按正剧演,用荒诞的形式最终达成喜剧效果。

实际上所谓的现实主义,你仔细观察生活中的人,有些人也会瞬间非常跳脱,做一些完全在你固有印象之外的行为,可能独处的时候,或者在不同的环境里,看着像两个人。

《暗恋桃花源》里,我演过老陶也演过袁老板,可以说彻底把我打开了,让我敢于尝试各种表演方式。后来接到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剧本时,老实说我对王老师这个形象并不认同,因为我父母就是老师,从小接受的都是为人师表的概念灌输,心想:老师怎么能是那个样子的呢?不过看了几段他们之前拍的戏,其实表演方式是很质朴的,就是情绪饱满的直给,因为开心麻花之前也是舞台剧工作坊,我就想起排《暗恋桃花源》时的表演状态,很快就找到感觉了。

有一次碰到李立群老师,因为我们都演过《暗恋桃花源》里的老陶,就聊起这个人物。他说老陶是个执念特别强的人,在武陵他一直要打大鱼,觉得打了大鱼才能得到老婆的赏识,进入桃花源后,他也不能享受眼前的美好,非要回去把老婆接过来,结果事事不能如愿。他就是执念太强,有点儿像何赛,这样的人活得特别累,其实到哪儿都不一定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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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是陶渊明写的,他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我比较欣赏那段时期名士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所谓的魏晋风骨分成两段,一个是汉到晋,一个是从晋再到南北朝,两段的意识主张不是完全一样的。从先秦的百家争鸣,一直到独尊儒术,其实是思想被控制的过程,到魏晋时期,我们原住的汉族人和少数民族进行了一场大融合,思想又活跃了,又爆发了一种可能性。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有那样的文化震荡,才会有那样的想象,陶渊明才会写出《桃花源记》。我很喜欢那种人在天地间行走的自在状态。

跟新丽传媒之前合作了《大丈夫》《小丈夫》《夏洛特烦恼》等等很多剧,彼此印象都不错,也互相建立了一种信任,所以这次拍《庆余年》前,据说范闲还没有找好的时候,我这个角色就已经定下来了。拿到剧本,我从下午到第二天凌晨一口气读完,非常喜欢王启年这个角色,他既出世又入世,从剧本创作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高级了。其实我和现在观众看到王启年的喜爱程度是一样的,然后才会把这么大精力放进去,通过这个人物传达自己对整个世界的一些思考。随着年纪增长,为人父,我对很多情感的理解都更深刻了,自己离开家人那么长时间去做一件事,有时候挺矛盾的,王启年又何尝不是这样,其实很多事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牛,都是想给孩子们留一个念想。

有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的观影关系,过去都是单向输出,观众在家里看剧,现在是大家通过多媒体手段,比如在B站、快手,用我们的素材剪出大量短片,还加入他们新的意识,大家继续创作人物,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物还在成长、发酵,观众跟我们交流更多了,很高兴能有那么多人喜欢。

《庆余年》是一部穿越剧,拍完有人问我,如果现在你能穿越,你最想去哪个时代?别说,我小时候还真想过这件事,现在觉得其实也不用真正穿越了。提到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就是你能够体会到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人的感受和感知,其实一个演员演戏不就是在帮你实现穿越吗,当然可能那会儿的物件不能触手可及,但是你肯定能体会到,这种自由和穿越我觉得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庆余年》第二部会是什么样,但我知道王启年应该是什么样,因为我已经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不工作时,我喜欢去看古迹,去博物馆研究老物件,一件东西它就反映出很多当时人的想法、当时的审美。你拿着一块古玉,那是一个玉工可能几个月、几年的工作成果,他们用了很多心思琢磨这个东西要怎么用,能真正参透一个几百、上千年前人的心思,你会跟他有一种交流,这种交流就近乎于穿越。现在进剧组时,我经常会带些老物件,一尊达摩,一个小香炉,还有古人用的磬,往房间一摆,心就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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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演何赛感觉比演王启年消耗更大,虽然这俩都是喜剧性人物,但是这两个人物其实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王启年是一个既出世又入世的人,他有一番能自圆其说的生活逻辑,你看他虽然游走于各种险境之中,但他会绕开,把困难像打太极拳一样转走,谁也不得罪。好多网友说他也是一个社会底层的社畜,离开老婆孩子,干着一些特别辛苦的工作,但是他在是非面前也有自己的态度,表现出非常有人情味的关怀。所以这个人物不拧巴,顺着演就可以。

何赛这个人物其实很较劲,他自小生活在父亲的高压之下,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想证明自己,像个很有力量的大铅陀子,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不会退缩,就硬扛,朝着一个他认定的方向去使劲,但他又有脆弱的一面,好多时候是愣撑着的,他的愤怒有一部分是源于对自己的不满,然后把这种压力释放到周遭人身上,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对他的情绪都要感同身受,可以说身心疲惫。

我记得有场戏特别耗神,就是演何赛父亲去世那段。当他习惯于来自父亲的压力后,有一天这种压力突然一下子没了,再也不会有人那样敦促他了,他会无所适从。而且他跟父亲虽说一直都有敌意,但那也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如果那种情感、那个人在世界上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其实对他是很大的打击。

表演当然有理性分析部分。要了解人物的家庭基因、教育基因,推测他的真实想法,遇到状况,有些是真心话,有些是谎话,有些是在情境中的职业话,哪些是真假话,哪些是假的真话,你都要把它分清楚。不理性的部分就是你经过长期积累主观形成的创作导向,这部分是演员赋予角色的,很考验一个演员的生活阅历和基本功。

有些表演是机缘巧合促成的,比如你对一场戏有疑问,这个困惑拍摄前一直在你心里萦绕,突然有一天你在生活中看到一个情景,或是一本书里的一句话,或者碰到一个朋友,他就会给你一个启发,那个困扰你很久很久的问题一下就通了,再去演这样的角色你就不发怵,因为你理解了这件事。懂了,你心里也就有了抓手。

《精英律师》这个戏让我印象深刻,刘进导演给了我很大创作空间,应该说那个形象本来在剧本中已经跃然纸上了,困扰我的是如何把表演基调定在一个合适的分寸上。开机前两天导演让我尽量放,给他更多的形式。实际呈现的状态,是用了很夸张的形体和语速来表现何赛的个人特质,在现场几乎用舞台剧的音量,后期都要把我的音量拉下来才能跟周围人平衡。开始我担心有点儿过,会不会让何赛太招人烦了,导演说没事,让我把所有技能包都使出来,人物肯定还要在剧本的框架内,但我会加一些这个调子内的细节,才达成现在的效果。

《精英律师》拍了四个月,之前我们用一周的时间围读剧本,每天工作8~10小时,把每场戏都捋顺了。我和演员靳东基本从头盯到尾,有我五百多场戏,这算是很大的拍摄量,而且剧本里有大量的法律台词、英文台词、古文台词,这些我之前都没有系统学习过,只能临阵抱佛脚。所以那段时间,我把台词都做成小纸条贴在墙上,每天早起半个小时,趁脑子最清楚的时候过一遍,即便这么准备,现场百十号人还是会有很大压力,难免分心忘词,总算没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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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一般都会有演员本人性格的一些映射。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何赛更像15年前的田雨,王启年更像现在的我,可以这么说。人都很复杂,在不同年龄的性格、情绪都在变化,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何赛的一部分,也都有王启年的影子。这俩人物身上的优缺点我都具备,只是根据不同角色,把适合人物的一个侧面展现出来,另一面会在生活中尽量控制。拿出来跟观众沟通的那部分,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共性,这才有广泛的共鸣。所以这行里才有句话讲:他人即是自我,表演就是人生。

我学了四年戏剧,之前也演了不少正剧。比如《星火》里我演的陈灯笼,《沉默》里演的警察,包括《身份的证明》中的李天刚,很多观众也经常跟我提起,不过这些作品肯定没有喜剧的传播力强,所以现在我在大家心中是个谐星。有些宣传活动上,粉丝会喊“王老师,给我们来个王启年表情包”,还有人直接说:“哎呀王老师你还活着呢?”(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经典台词)我开始还不太适应,后来想反正观众喜欢,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就来一个吧,跟观众互动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我现在的处世哲学可能更接近王启年,知道自己要什么。

观众会记住我在影视剧里的人物的名字,甚至叫不出我真正的名字,这不是问题。我开始还觉得心里头有点儿别扭,后来一想,这是一个好事儿,起码证明你塑造的人物让观众记住了,观众对你的角色认可,并且印象深刻,这也是一种欣赏。

女儿出生对我的改变非常大。原来年轻的时候,我骨子里还有点儿摇滚精神,老想尝试各种冒险的事。17岁时,有一回我独自骑车从承德出发,一路到北京,就自己,只带了一个打气筒,一箱矿泉水,一张地图,骑了十几个小时,顶风冒雨,一路颠簸,当时还觉得挺刺激的,现在一想还是吓出一身汗。成年后也老想尝试这尝试那,觉得自己又不老,干吗不试试。但有孩子以后,我就无形中多了一些责任心,很多事不想了也不敢去做了,这种心态也会带到角色中去,那些来自心底里的关爱和柔软的东西,你是无法用演技硬装出来的。

在女儿面前我完全是个诙谐老爸。我跟我爱人说好了,俩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妈妈对她们管理很严格,我就想,我本来因为总是在剧组,跟她们在一起时间就不长,更不能老绷着脸。我可能稍微有点儿耐心会更好,毕竟她们年纪小,很多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很简单的事,她们就不理解,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困惑,在老年人那看起来其实也都不是事,所以我直到现在也喜欢在剧组没事儿跟老演员聊天,他们说的话我未必马上明白,但是我会细细听,然后记住,我总是觉得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遇到事儿了就能用上,就能真的理解。

我最近刚拍完电影《温暖的抱抱》,是常远的导演处女作,《夏洛特烦恼》的那一批人基本都去了,也是一部轻喜剧。快要上映的作品还有跟大鹏、柳岩合作的电影《大赢家》,导演是之前拍《来电狂响》的于淼,一部动作喜剧片,希望大家喜欢。

我还在这么一部戏一部戏地演下去,我也不太喜欢大红大紫。总要有演员做配角,演小人物的。能把小人物演得惟妙惟肖也不容易,我总是觉得我要是能做到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