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 | 从阿勒泰的车间到柏林的红毯

柏林影帝,他当然想过,“没想过那肯定装孙子”。2013年他拿下东京影帝,差不多都已经是六年前的事儿,那时他40岁,站在人生的正中央,还期待更大的肯定。这回是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电影的最高舞台,他想走上去,捧着奖杯向所有人致谢,“大家都因为电影来到这儿,我愿意天底下所有的情感和爱,地久天长”—要能在那个地方表达这样一句话,该是多牛逼的事情啊,到这个岁数,是憧憬,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王景春 | 从阿勒泰的车间到柏林的红毯

王景春

制片人冲进酒店房间的时候,王景春的酒劲儿还没散。那天正好有朋友来柏林,他招呼大家伙儿一起去吃了顿著名的大肘子,两轮啤酒怎么够过瘾,香槟过后再开葡萄酒,天还没黑,就图个高兴。

他脑袋还晕着,只听经纪人一串问题噼里啪啦砸过来,怎么还没化妆呢?耽误走红毯时间可怎么办呐?怎么什么都没准备呢?离开身体半截的意识还漂浮在空中,这下赶忙归了位,一顿“赶紧赶紧赶紧”,收拾妥当出门的时候他有点儿恼,这酒后劲还挺大。

四天前他刚到德国,从北京启程那天恰是他生日,30多个小时过后,生日还没完,时间的轴线变得模糊混沌,半梦半醒才恰到好处。几天里各种渠道都传来似是而非的消息,德国《镜报》直接预测他得奖的概率有90%,他看到《文汇报》的转载,一个劲儿摆手,“得了,拿不着多丢人啊。”

柏林影帝,他当然想过,“没想过那肯定装孙子”。2013年他拿下东京影帝,差不多都已经是六年前的事儿,那时他40岁,站在人生的正中央,还期待更大的肯定。这回是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电影的最高舞台,他想走上去,捧着奖杯向所有人致谢,“大家都因为电影来到这儿,我愿意天底下所有的情感和爱,地久天长”—要能在那个地方表达这样一句话,该是多牛逼的事情啊,到这个岁数,是憧憬,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他憋到柏林才第一次看了完整版的电影,近乎某种仪式感。过往看自己的作品,他不自觉会跳入技术审视的角度,总觉得这儿可以换个处理方式,那个细节还是有问题。但这一次他完全被故事里的情绪带着走,几次鼻子一酸掉了泪。导演王小帅在拍摄时给团队设定了一个最高任务,“返璞归真”,摄像机像普通眼睛一样放在那儿,不加煽情的音乐,拙,简,但气韵生动,王景春看完后感叹一句,演得真好。他能把自己摘出来了。

到红毯跟前,他一乐,和同行的朋友说,哎哟,这次大概有戏:流程和之前不一样,有专门指派给他的人,还有个单独的座位。走完红毯,好多人跑来和他合影,里面电影开始公映,外面都还举着红酒杯在聊天哈拉,碰杯声嬉笑声说话声一天一地,有人说要抽烟,他一起从边门溜了出去。

烟头小小的红点在夜色里一明又一暗,他开始想,一会儿真要上台,该谢谢谁呢?

王景春 | 从阿勒泰的车间到柏林的红毯

王景春

父亲

他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的那段日子。在医院的病床前,父子俩终于和解,放下心防,互相依赖,没有别扭,没有顶嘴,不过是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今天我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得了个奖。”“ 哎,那挺好。”

“可惜现在才取得这些成绩,没法和他分享,这是我心里特别遗憾的事情,但我觉得他一定能在天上看见。”

父亲曾是他心里的一根刺。父亲是军人出身,转业到地方的时候,他把全家一起从阿尔泰迁去了乌鲁木齐。对还在上小学的弟弟来说,一切大同小异,对叛逆期的王景春来说,一切都翻天覆地。

他被指定转入一所学校,只觉得“特别不好”,文化课跟不上还在其次,每天去学校都会碰上莫名其妙找他麻烦的人,被欺负了,他就寻思要把仇报回来,那种“惨烈的战斗”成了恶性循环。时间一久他就不想去上学,工作也好,当兵也行,“同一个大院里别的那帮小孩都当兵离开了,我是唯一剩下的那个。”

父亲穿了一辈子军装,把两个儿子也当成手下的兵,自小军事化管理,可又不愿儿子真的入伍。他最大的心愿之一是大儿子能考上大学,拾掇下自己没完成的心愿。那是1982年,新疆还没有全面开放高考,大学文凭是件特别金贵的东西,几近光宗耀祖的级别。一个战友的孩子考上了,父亲从庆祝会上回来时有点儿喝高了,逮住他就一顿骂,“他说你要考上大学,别说五桌,多少桌我都给摆。他老提这个话题,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可面儿上,他就是拧着劲要和父亲对着干,和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觉得自由和主见理应凌驾于一切之上,父亲太过强调纪律和规矩,彼此无法好好交流,基本不说话,他一开口就是顶撞,“装得特刺”。

他一直认为,父亲瞧不上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学校的文艺演出里他又是唱歌跳舞又是演小品,父亲从来不出席,“所以他从来没看过我在舞台上或是屏幕上的样子。”中考也是被父亲押着去的,偏科之外,考试时他恶作剧般只按自己的喜好选择性答题,结果都挨不上中专的分数线,只能上技校,学铆焊专业。

暑假里家里人怕他胡闹,就把他送去兵团的枪械修理所的车间里实习,某天午休时,他无意中在墙上看到了一页小说,印在人家从杂志里撕下当糊墙的纸上,中间还偶有残破。看几行他就停不下来,到处找那本小说的全版,才知道,原来是王朔的《空中小姐》。

很多年后,他和王朔把酒言欢时提起了这桩往事,那是王朔的第一本小说,被他以这种方式看到,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觉得这也是命运的一部分,机缘巧合,冥冥之中,该遇上的,总是绕不过去。

他遇上的还有父亲藏的那一柜子书,从世界名著到社科类一应俱全,虽然父亲明令禁止他碰,可早就被他一本本偷出来读了个遍。王朔之外他还特别喜欢路遥,第一回看《平凡的世界》,连着三夜没睡,怕被妈妈发现,就把台灯藏在被子里看,“那时也不觉得文学有多牛,就是被吸引,觉得好看。”

在与父亲冰火不相容的时候,他却继承了父亲的爱好,许多事情想来,大概都是生活在某处早早埋下的伏笔。都说王景春演警察“ 特别像”,从上戏时在全国得奖的小品开始,片儿警、缉毒警、反扒警察、重案刑侦纪侦警察…… 他演过各种警种,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警察日记》里,他演的也是公安局局长。他真刀实枪跟着去蹲点摸排过,仔细琢磨过职业背后不同脾性的“人”,但对这份职业的亲厚感,还是源自父亲军人的身份。

在《地久天长》里处理刘耀军和养子星星的关系时,他借鉴了自己和父亲的亲身经历。只是现实无法像电影那样有一个圆满和美的结局,他1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

之后王景春像变了个人—抵触了学校那么多年后,他铁了心要上大学,算是完成父亲的一个遗愿。他曾顶过父亲一句,“大学有啥牛的?考就考呗!”一时之气,说来容易,可技校的背景意味着他无法直接参加高考,艺术类院校是唯一的出路,而当时他还在新疆百货大厦的鞋帽部卖童鞋,决心只能是个决心。

他记得小时候阿勒泰的雪,那么大,那么厚,每个冬天的早晨都要自己拿着铁锹,边走边铲出一条路来才能上学,“生活是这样,命运也是这样,只能自己举着一把铲子,把路铲出来。”

王景春 | 从阿勒泰的车间到柏林的红毯

王景春

上戏

导演郎辰从北京电影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天山制片厂,一次帮艺术团挑演员时,王景春和朋友正好在边上围观,被朋友推了一把,他即兴试了郎辰的现场命题小品。团里大多数都是舞蹈演员,感情不对味,王景春的生动让郎辰觉得有点儿意思,他没想到,自己随口夸的那句“你可以去考考上戏”在王景春心里种下了根,经不起他三番五次地请求,答应教他表演。

郎辰长他四岁,不让他叫老师,只让称大哥。他不收学费,但要求王景春每回上课时带两盘录像带—— 他在电影学院时经常“ 拉片”,到了新疆哪儿有这条件,王景春也没这资源,硬着头皮去大街小巷的录像带店里租,或是到朋友家里翻录。郎辰看他也跟着看,还被要求交影评,几年里,他把奥斯卡最佳影片、欧洲大师集锦之类的经典作品都给捋了一遍,“最关键的是,他告诉了我什么是好的表演,教会我对好的艺术有鉴赏力。”

上课是正儿八经的上课,还包括朗诵、小品等训练,单人成不了气候,王景春就把另外两个哥们儿一起叫上。那两位也是文艺青年,也存着考艺术院校的心愿,四个人就一起在十平米大小的客厅里排练。外人眼里他们就是在“玩”,一回排练途中,王景春的妈妈带着他表哥表妹回家,经过他们面前时,一个个忍不住偷笑,“我听到他们在屋里说‘这几个勺子(新疆话里意指傻子)’,我们也不理。”在周围人的不解和嘲讽中,他们坚持了两年。

他的目标很明确,考学是个事儿,是个目标,也是他唯一能离开新疆、真正从事表演的机会,“那时想当一个演员,你就必须是院校毕业的,要分团,个体户干不了。”1995年,他顺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虽然郎辰的教学方法完全按照电影学院的方式来,但毕竟比不上学院里“声台形表”的系统学习,那四年里,他才真正“把基础给夯扎实了”。

他是超龄录取的学生,自觉“ 笨鸟先飞,老鸟更得早飞”。王景春最让老师头疼的是他的台词,“我们新疆院里天南海北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混在一起,就是另一种口音。”声乐老师也让他犯难,“他按传统的美声教学,一定要用亮音,要我特别注意发音位置,还要跟着钢琴音来练,我觉得特别程式化。”

大一那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到上戏演出,他去看了现代版的《奥赛罗》,一个黑人演员扮演的军人一把哑嗓,轻轻念出那段“人人都说我是坏人”时,他给镇住了,“那个多棒,那才是好的表演。”那让他确信自己对声音的理解,不该有固定规则,该跟着表演走,见于细微处,只觉妥帖,却不见痕迹。《地久天长》中刘耀军的年龄横跨三十年,他给每一个年龄段都设计了不同的声线,“演员应该能熟练控制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声音的位置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

别的课,他都如饥似渴。最喜欢的当属表演课,怕自己出不来小品,他就每天窝在大排练场那儿,一遍遍排。他亲手做道具,上戏的舞美车间实力雄厚,他知道木工房就在篮球场边上,在那儿可以找到木料,“我演的那部讲‘文革’知青故事的《红月亮》里,所有道具都是自己做的。”

整整两个月,他就穿一件红色的拉链绒衣和一条家里寄来的黄大裆军裤,脏了就洗,洗了再穿,干活方便。他做了整套的桌子椅子凳子、门后的一棵树,还包括酒瓶子、劳动牌香烟。有人笑他,是不是“ 戏不好道具来凑”,他就是受不了几个柜子搬一块儿就假装是个炕,“那些道具会增加你的真实感和信念感,能把你直接往里带,那些东西在那儿放着,你的生活好像就是那样。”

1999年毕业时他是院级优秀毕业生,拿奖学金,毕业整整20年后,他也没敢忘记学校和老师对自己的栽培。柏林回来后,他请当年的表演老师去看《地久天长》,等待回复时,好像又变回了那个刚进校门时的新疆傻小子,忐忑不已。老师给他连回了九条消息,78岁的人,在手机上用手写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道:“多少年了,第一次看电影哽咽了,它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灵。开始时我把刘耀军看成你,因为太熟悉了,慢慢地我觉得刘耀军就是你,因为你完全生活在这个情景之中。”

王景春看到消息时正被簇拥在饭局上,一下就哭了。

王景春 | 从阿勒泰的车间到柏林的红毯

王景春

“艺术沙龙”

在上戏排小品时,王景春总是被安排去演爸爸甚至爷爷一辈的角色,他还挺自豪,“我小名叫‘不着急’,因为我长得有点儿着急。他们说我就是靠这个颜值被招进去的。”毕业后他留在上海,因为形象属于“稀缺款”,他没断过戏,“我们班除了陆毅之外就我挣得多,可有钱了。”

别人有点了钱都给赶忙买房,他买车。2000年他买了第一辆吉普,价格是当时两套房子的首付,“买匹马,腿就变长了,去哪儿都方便。”反正有青年公寓当宿舍,他更在意说走就走的能力,兴致来了,吃完晚饭他开车直接拉去北京,开一晚,13小时就到。“买了房就想住得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天天在屋里待着,就不能像匹野马一样到处跑了。”

小时候在阿勒泰的时候,家背面就是山,别人晚饭遛弯儿,他们就是爬山。姥姥家那边是骆驼峰,搬去乌鲁木齐后还有红山,上海近郊的佘山也就是个海拔200来米的小山丘,但聊胜于无。他常常开上高架,一脚踩油直奔那儿,山底下有块水泥地挺宽敞,有时他就一人去那儿坐坐,喝点儿啤酒,吹吹风,待两个小时,“山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他习惯了站在高处,眺望远方。

北京有人找他拍戏,男一号,他没多想,“牛逼哄哄就去了”。也不是脑袋一热的决定,“在上海待着,我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演戏会变成一份上下班的工作。”上海虽然积累了些人脉和资源,但都局限在电视剧的范围里,“戏也不够好,到了北京我才开始拍电影了。”

他在老式塔楼里找到了一个好房子,200多平米,有床有沙发,很快变成了集体宿舍— 他不爱这名字,觉得叫“艺术沙龙”更合适。在他家住的时间最久的是杨超,他记得待了应该有三年,另一位是喻恩泰,放着自己的房子不住,就喜欢他的沙发,一睡就是一年半,“还都不付房租”。那时他曾交过个女朋友,到他家一看,天天里里外外一堆人,两人世界的空间都没有,就吹了,“可我觉得,你要真爱我的话就该接受我的一切,生活里只围着你一个人转,这不行。”

那群人每天在一块儿拉片,一天看五六部是常事,看完了就吵吵嚷嚷讨论,聊剧本,聊创作。选片标准是“好电影”,地域题材倒是没有限制,“主要看上面有贴戛纳的小叶子的,柏林的小熊的,威尼斯的小狮子的……沉闷的也看,一定要觉得自己特别有深度。”有时看片前开了几瓶酒,到影片结束时,沙发上已经睡倒了一片。

有一年他没戏拍,也不着急,“多大点事儿啊,人生接受就行了。我这人命还挺好,没钱了马上有戏接上。”他厨艺不错,那群人更乐得抓饭局,“买半只羊,两天就吃完了。”他不喜欢别人为那几年赋予“北漂式”的艰苦想象,更说不上“熬”或是“挨”,那段傻乐的日子更像是他人生里难得的一段悠长假期,等待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刚到北京,谁也不认识你,你也要给别人点时间,慢慢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戏好。”

他不怎么挑角色,“只要不是高大全的就行”,他想演“人”,而不是某个符号。配角主角之类的他也不在意,“有戏找我我就演,把角色完成好就行,其余的事不归我管。”刘耀军这样的角色有张力有深度,属于天时地利人和,可遇而不可求,别的角色参差不齐,但哪怕只是零星半点的戏,他也能做到让人印象深刻。

廖凡请王景春帮忙演《白日焰火》,“他自己的戏,搭的演员都得是好的,不能随便,可文艺片又没什么钱”。给兄弟撑一把理所当然,王景春一口答应时,还压根不知道那是个怎样的角色。他演的洗衣店老板戏份不多,可他觉得该赋予角色些东西,“你说洗衣店的这种人吧,他肯定会缝东西,而且必须特熟练。

为这角色我练了一个月,就缝衣服钉扣子。”有一段戏,导演刁亦男看他一边说话一边缝针,熟能生巧的那种自在,赞叹不已,“他说别看那么小的一个细节,人家一个个都在下了功夫较着劲的,就没小角色这回事。”

他老和廖凡说一句话,“对待角色要像对待情人一样,要爱上他,要入迷,要沉迷”,他自个儿就是“演戏有瘾”,但有个前提,得有不断刺激他的新鲜劲儿砸过来。《都市男女》成功后,喻恩泰、姚晨、沙溢等原班人马继续拍《武林外传》,王景春没参与,“拍了十个月,之后我就知道情景喜剧是怎么回事了。好处是你可以锻炼如何快速记词和即兴表演,但坏处是演着演着就假了。它太快了,一天一集,‘唰’就演完了,基本不走心。”他一点也没觉得遗憾,“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赚钱是另一回事情,追求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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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春

刘耀军

王景春,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正式宣布的时候,导演王小帅第一个在底下喊起来,还是最大声的那个。他知道王景春能成,但现在不一样了,“实锤了”。哥儿俩也不客套,庆功宴上他假装严肃地拍着王景春说,“登顶了,再没有上升空间了。下面就是要当一个人民艺术家,好好演戏。”

柏林获奖后,轰炸式的媒体访问接踵而至,王景春的最高纪录一天十三轮,说到嗓子哑了一个月都没缓过来。这等分量的奖杯捧在手里,他也没必要藏着掖着高兴,朋友们想摸一下银熊奖杯,他也觉得光荣。不过最骄傲的是,所有人都认可了“刘耀军”这个人物,他在表演本身中获得的成就感,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一切。

王小帅以为自己是在拍摄电影《我11》前见了王景春第一面,但实际上,1997年另一部戏选演员时他们就见过。王小帅一度记不清他的长相,曾把他和另一个演员混淆起来,更搞不清楚他的实际年龄,但这种似是而非感更利于角色的塑造,“对我来说,他是一张白纸。”

熟悉了之后两人有了些奇妙的发现,比如所有人都觉得王景春和王小帅的父亲有些神似,而王小帅的公司叫“冬春”,听起来就和“景春”有点缘分。

投资方开始有其他的主角人选考虑,各种行不通,王景春接到王小帅的邀约时,差一点已经签下另一部戏的合同。“半天里他连发了三条信息给我,还未读,我就知道他肯定碰到了些状况。作为朋友,我肯定义无反顾要帮忙。”看完第一遍剧本,他就觉得这个剧本简直为他量身订做,“我一下能找到刘耀军的魂,他的脸他的动作,立刻出现在脑子里。而且他干电焊,我也会啊。”

17岁在枪械修理所实习的时候,他被派到的任务是车一种叫法兰的压力容器,干了一暑假。他可以双手同时操作,“玩得贼溜”,每天车上十几个小时也不厌。至今他都为自己在焊工上的天赋自得:焊接处不能有杂质,不能有气口,不然会开,平焊是最简单的,立焊时要对抗钢筋的重力,仰焊就要整个躺下来,一步比一步考验技术。学校要求考级才能毕业,一般都是三级工,最高也就四级,他当时创了个纪录,考了五级工。

剧组在当地借了条船,有一幕,他扮演的刘耀军要重新车一个轴承出来,船老板开始还担心别给王景春烧个洞出来,“结果他过来一看,哎哟,你这焊得好呀你这个,纹路特别好看”。船被海水浸泡久了,好些被腐蚀的地方都需要加钢板加固,他焊起来十分带劲,最后干脆把整条船腐蚀的部分都给焊好了。“我还想过,老了之后可以用电焊做一个装置艺术,在铁板上画画创造,没想到这门手艺丢了近30年,在电影里给捡起来了。”

刘耀军干车床,背部自然有微驼的曲线,“这当然是我的设计,因为我要符合他所有的一切。就算背对镜头,也能感受到人在戏里。”他有经验,弄车床的人就算戴上手套也会沾上机油,何况车东西的时候往往还不能戴手套,会有危险把手搅进去,“机油会渗到指甲缝里,洗手的时候经常拿肥皂一搓一洗就完了,所以做车床活的时候手永远是黑乎乎的。”拍摄的时候王景春就一直摸机油,“电影唯一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听能看但不能闻,会缺失嗅觉,但我要闻到手上的机油味儿,要把自己扔进戏里生活。”

王景春这么“扔”,王小帅就更没必要在现场和他们事无巨细地讨论,“我老说,演员应该是一个白日梦的做梦者。有了故事,有了角色,他就沉进去,不用睡觉,但他就像在这里面做梦一样。”得奖后有许多人试图和王景春讨论他的表演技巧和方式,一两句话哪儿能概括得了,他只说,要先找到人物的“魂”,“魂找到了,印进心里去,它就会像颗种子一样长大,然后把你盖进去。你要用一个系统去找人物,找每一个细节,找每一句台词,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重要。要不怎么说,戏如人生?”

拍摄中有许多即兴的台词和片段,比如拍上坟那场戏,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坟在哪儿,也没排练,王景春牵着咏梅就上去了。出发前老两口在家穿衣出门,机器摆在那儿转着,王景春一时怎么也拉不上外套的拉链,还想着坏了要重拍一条,就看见咏梅特别自然地接过手帮他拉。“导演特别喜欢。那个动作特别生活,老夫老妻都有这样的默契,所有的表演都是下意识的。”

许多人觉得,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释怀,结局太过圆满,王景春倒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导演现在不叫王小帅了,叫王老帅,很像小津安二郎的样子,这个片子的调调也是,年纪大了,都柔软了,胸怀也更大了。”他知道自个儿也被时间在改变,“年轻时我是刺猬,刺儿头,现在我是绵羊……嘿,瞎扯,这些话都是骗你的。”

成为东京影帝后,王景春的日子也如此这般热闹过,几个月后喧嚣散去,他继续磕他的角色,过他的生活。同样获得过东京影帝的王千源曾感叹荣誉的暂时性,“它代表你人生中有一部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我们不能把一时的成功当成永恒,也不能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事,就要求全世界的人都一辈子记住。”这话并不是当着王景春的面儿说的,但他大致会认同。

他不想再回答更多的问题了,“我的人生就这样实打实的一条线,我也不想把它美化成什么样子。”其中被引申出的意义和被概括出的结论,或许对他人有所启迪,但与他并无干系。往下去,还有千山万壑,但“刘耀军”这一站,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