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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陈凯歌巨阵震撼江湖

2006-01-20 08:30　来源：《时尚芭莎》2006年1月号

　　文/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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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霸王别姬》在第46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时，陈凯歌感言：“我们在影坛脱颖而出时，面貌是那样清晰鲜艳；而今，我们是依然保持童颜呢，还是已经满面灰尘？”12年后，当陈凯歌携妻陈红，以《无极》巨阵重出江湖的时候，是否还一笑仍是童颜？

“《无极》是我的承诺”——陈凯歌

   《无极》的英文名是“The promise”，陈凯歌说，这“承诺”不仅贯穿电影始终，电影本身也是一个承诺。或许它来自1993年2月北京电影学院82年毕业生的10年重聚：北京朱辛庄，如今已是北京农学院的一个大教室内，中国“第五代”导演回到他们的发源地，倾听陈凯歌朗诵一首词：“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泪洒人生，开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又一个十年过去，陈凯歌没有食言。

   2005年12月，带着陈凯歌惯有的人性温情和犀利锋芒的《无极》问世。虽然不愿被比较，但陈凯歌与张艺谋这两个师出同门的导演总是无法避免地再次被相提并论。《无极》的瑰丽画面与宏大场景让人联想起《英雄》或《十面埋伏》，张艺谋的新作《千里走单骑》与《无极》也在同期上映。这种景况被称为二人的交锋，或“师出同门见招拆招”。两人各自特点在倪震的《北京电影学院故事》中被如此归纳：“陈凯歌是天生爱好沉思的电影家。他关注生命的存在和民族历史的演变”；“张艺谋却自然地接近古典叙事文学中小说和评书的一脉”。虽然陈凯歌坚称他人创作自己并无资格评判，但却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无极》正是这风气先。

倪震如此评价：“陈凯歌是天生爱好沉思的电影家。他关注生命的存在和民族历史的演变”；“张艺谋却自然地接近古典叙事文学中小说和评书的一脉”。

“认识自己即认识世界”

   “认识自己即认识世界，明白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这是陈凯歌在自传《少年凯歌》中的一句话。这样的“认识”，也决定了他的电影生涯。

   陈凯歌属龙，1952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电影世家，父亲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母亲是高级编剧。少年陈凯歌的经历既有他独特的坎坷，又有那个时代的共性：“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被下放到农村，1969年，上完初一的陈凯歌到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当了知青。3年后，他参军，1976年回到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当工人。1978年，陈凯歌参加了“文革”结束之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届招生考试。这些往事成为陈凯歌血脉里的东西，对他的电影，多少投下深远影响。他经历过“大跃进”时期的灭麻雀；他也感受过60年代的饥荒；他经过了上山下乡的生活变数、身体磨砺，虽然陈凯歌否认自己的年少经历为日后的电影生涯播下艺术的种子，但对人性的关注，他的政治诗人情怀与儒家风范，不能不说与那时经历有关。少年陈凯歌领会了“理想的锻造，犹如大理石的打磨，始终有赖于少数人不懈的努力。这个努力“艰难寂寞”，现在的陈凯歌更用电影领会了这种“艰难寂寞”。

   见到陈凯歌，是在2005年11月19日傍晚的中央美院，他鬓角白发有添，但眼中的坦然一如往日。爱妻，也是《无极》制片人的陈红同他一起前往拍摄。陈红化妆时，陈凯歌关爱地在她身后凝望良久。这时的陈凯歌不是电影世界中那个“不疯魔不成活”的痴迷之人，而像陈红所说，是个“单纯，天真，对妻儿满怀爱意，非常简单的人”。“但在拍电影上，他又很不简单”，陈红不忘补充。这就像所有取得伟大成就的人都是谜一般，但是谜底却如此简单：他和我们一样平凡，我们在水下看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弯曲，但是若到了水上也一样。可他们又的确不平凡。这就是我，或者你，与陈凯歌的区别。他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说话的自由，但你我不能。你很喜欢这种风格，但你没有，因为你缺少领受万众欢呼的经历，又缺少视万众欢呼为草芥的狷狂。

   BAZAAR：虽然“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大家还是很希望知道您的背景到底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陈凯歌：你要问我的背景跟常人没有两样，好像你父亲就是导演，所以你深得家传而已。其实我父亲没有教我什么电影的事，与其说他们教了我电影上的事，不如说教我怎么做人。我只是个嚼草嚼得比较细的牛而已。说不好听点，我的少年也可以说当过牛作过马。16岁到云南的森林里面去砍树，偌大的一片林子大家说这砍得完吗？可是居然我们把它砍完了。砍完之后我们有两种感受，第一感受是非常非常地骄傲，看着长满老茧的16岁的双手，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骄傲感，感觉自己人长大了，这是第一种感受。第二种感受痛苦。为什么痛苦？我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些树砍了？

   BAZAAR：您否认《无极》是“武侠片”、“史诗大片”的说法，您认为《无极》又是什么电影？

   陈凯歌：娱乐片。实际上不能把《无极》类型化，电影公映后一定是众说纷纭，不能让我的理解限制了观众的感觉。电影对我而言是奇妙的，我曾到过耶路撒冷，完全出于好奇，走进了犹太教堂，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不同于清真寺，也不同于天主教堂，它是四面都有座位的，正面的墙上很高处挂着一片星空，我走近时光线很暗，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影院很像这里，它也该满足不少人与心灵的神圣有关的需要。

   BAZAAR：《无极》的英文名称是“The promise”，与电影宣传语中的“自由、爱情、命运”并无对应，“The promise”取意何处？

   陈凯歌：不能说没有对应。“自由、爱情、命运”中每一项都有“承诺”，它隐喻着人活于世是否能对人、对己贯彻到底。这就像个比喻，一个叫“The promise”的饭馆，里面的特色菜不能没有名字，“自由、爱情、命运”就是这个名头，当观众看完电影，如同品尝完这道菜，走出饭馆，回望霓虹闪烁的“The promise”，会明白电影本身就是一个promise。

   BAZAAR：电影在成都小规模公映后，有评论说《无极》的故事性不是很强？

   陈凯歌：《无极》是故事性很强的电影。它无关理念，而是用感性的方式讲故事，是形式与内容兼备的电影。说故事性，大家总喜欢拿它与《霸王别姬》比较。

   BAZAAR：《霸王别姬》的确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的电影，您选择电影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陈凯歌：如同人不能无信，剧本不能没骨头。我选择剧本要看它能否让人物立起来，在某些时候能变成观众的镜子，从中看到自己。

   BAZAAR：有个说法，《无极》源于一个穿着京剧戏服的人唱Beatles的概念？

   陈凯歌：并非如此。这是一种感觉，京剧代表古典，Beatles指代时尚，《无极》是二者融于一身的电影。至于电影源自什么概念，概念并不重要，这个电影只需观众通过“感觉”来完成，而非“认识”，我希望通过《无极》与观众进行一次倾心交流。我一直跟演员们讲，我得学会把手放在裤袋里。我不能告诉你们具体怎样做，我不能代替你们去表演，因为这是你们的创作。我说我有时候是一个点爆竹的炮捻或者说是一根火柴，我来点燃你们，让你们去做充分的展示，有时候我是一个螺丝刀，螺丝不紧的时候我要拧一拧。他们听了都乐，觉得是这么回事，表演是演员的事，但是在我的总体把握规划设计之下的，很可能他发挥出来的东西比我脑子里设想的理念更加生动真实，这个是我在拍电影中一直期待的。

   BAZAAR：《无极》角逐奥斯卡，您的期待值有多少？

   陈凯歌：这无所谓期待值。如同一个人报考了北大，自然希望考上，我们并没什么公关，古人也说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奥斯卡是一个奖项，它不会让我心烦意乱，也不会影响我的创作自由和独立精神，执拗也罢木讷也罢，我不会为此转型或做彻底改变，我希望自己对人性的东西保持一贯的关注，但是对题材的处理，那就从来没有“小试牛刀”的事，无论大制作还是小规模的电影，我都要花同等的工夫。”

   BAZAAR：但您曾经对奥斯卡评委颇有微词？

   陈凯歌：我不认识奥斯卡评委，没资格评论他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年龄较大，如何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这如同让一个中国人，区分贝多芬与瓦格纳，高更与凡高，都很有难度。比如我说中文，话是可以在舌头尖上转来转去的，怎么表达听话的人都能懂，都能够立即意会。但英文是严谨的语言，它不是一个能够意会的事。比如北京人说，“哎，怎么着”，这里边有好多意思，可是你要把它变成英文，没人能懂你在说什么。

   BAZAAR：《无极》过后您的短期打算是什么？筹拍《赛金花》吗？

   陈凯歌：没有筹拍《赛金花》。短期打算就是歇口气。

   BAZAAR：如同2002年，拍完《荆轲刺秦王》后到美国去歇口气？

   陈凯歌：拍完《荆轲刺秦王》后我到美国去，并没什么特别目的，如同候鸟的正常迁徙，到那里享受一下悠闲自在的生活。关于《荆轲刺秦王》，最近有人说这部电影被“平反”了，我不能拦着他人评论什么，但没有倒下就无所谓“平反”。6年以后，仍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向我表达对《荆轲刺秦王》的赞赏，这再次证明，时间是判断一切的最好标准。

   BAZAAR：您在《少年凯歌》中写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认识自己即认识世界，明白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这样的“认识自己”对拍电影的影响是什么？

   陈凯歌：承担责任。我的认识就像书里写的“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这也就像《无极》所隐含的“承诺”。人就像电影一样，若有情怀，永远会被人记住。

   BAZAAR：那少年经历对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电影人有决定意义了？

   陈凯歌：首先，我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中国具有大家风范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不配；而那些庸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不屑。那时候的陈凯歌就是一个天真的街头少年，站在街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与记录生活，做的任何事情都与文化无关。

   BAZAAR：不知您是否同意，一方面《无极》、《千里走单骑》展开了万众期待之势，一方面也有许多影评人在批判第五代导演的文化霸权？

   陈凯歌：这样不好。我觉得不能够轻视年轻人，我一直对此心存戒律，因为我们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们也被人指为不行的。所以这一点我自己觉得一定要体谅年轻人，体谅他们的难处，体谅他们的苦衷，体谅他们，尊重他们对电影的热情。他们只是时候未到而已，我并不认为中国电影如果仅仅只有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或其他几位导演，那不行的，成不了气候，独木难支。

   BAZAAR：《少年凯歌》文采斐然，您现在依然坚持写作吗？

   陈凯歌：写作一直是我的个人兴趣与爱好。但我不把它当饭碗，因为那样就会因为追求效益而导致标准丧失。我追求的不是效益，而是满足。我把电影看得与写作一样，都是与内心发生联系的事情。我入俗，但不随俗。

   BAZAAR：有人说您是个“内心骄傲”的人，您觉得自己是吗？

   陈凯歌：“内心骄傲”不等于“无礼”。我遇到过浑身酒气来与我套近乎的人，这样的人是“无礼”，而非“内心骄傲”。我内心有自己的标准，允许骄傲，但不允许无礼。（问：陈红说，“平时您会在沙发上发呆一整天，感觉很幸福”，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当陈凯歌犯起执拗时，必须有人在旁边儿骚扰他，而不是过分迁就他，不要让他把太沉重的理性、太丰富的感觉统统都塞进同一部电影里，陈凯歌做电影，或有得也有失，唯一不变的，就是他对电影的“笨”与“痴”。人诚实一时未必就能大见成效，然而人如果诚实一世，就肯定最终能在自己执拗的事业里做成一些事情。

   BAZAAR：谈谈陈红，您的妻子，也是《无极》的制片人，她的两种身份有何不同？

   陈凯歌：她是妻子，也是母亲；她是制片人还是演员。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是女性中非常特殊的一位，能担负不同的角色。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承担了生活中的许多烦琐的细节，坚强而有韧性；作为制片人和演员，《无极》这个电影本身已经表明，她不但做到，而且做好。我不愿意过多谈论《无极》拍摄过程中的困难，但这样的大投资，的确有许多困难。陈红在拍摄过程中对电影充满了信念。她身上有一股劲儿，“坚强”二字都不足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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