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雷  图/仲春之会

导语：民国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远去，作为一种情结依然鲜活。民国的社会风气、生命情趣乃至生活方式，都可成为回望者目光的着陆点。中国的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武汉那样怀念民国范儿，那时它与上海是仅有的两个可以“大”相称的城市，上海依然当之无愧称其大，武汉则在一个个新建的民国风情街区中完成对民国时风华绝代的追忆。出于对书香的私心，我把寻找武汉民国范儿的旅程定在了武昌。

　　楚河汉街是武昌一个热门的购物地，跟着鹿包逛汉街，仿佛从消费主义的杂草地寻找青苗。她总是知道哪里有，就像事先做下了小记号。

　　跟她走进书城的刹那，置身商品丛林的焦躁感消失无影。

　　汉街如北京的金宝街，之前并没有这样一条街，城市改造，老旧的地名配不上光鲜的新貌，于是一个更响亮的地名如新笋顶破原来粗糙的皮一样将旧地名挤出人们的记忆。楚河也是一条年幼的人工河，它连通沙湖与东湖。

　　汉街上的房子都是一水的红灰相间的清水砖墙，木窗户、铜门环、砖砌线脚也做得如真正的民国建筑， 我在这里遇到鹿包。

　　鹿包是谁？原创音乐人、专栏作家、吃喝艺文达人，还有，美女。她在《大武汉》杂志开设的专栏“我的大学”上最近一篇是《成为萧红》，鹿包认为有爱人和文字可供取暖，萧红的日子其实不错，成为萧红也不错。人们从萧红的一生读出大时代，鹿包读出小儿女，无所谓轻重高下，只是我觉得，如果非要用一个民国女作家做比，她更像张爱玲，而不是萧红。

　　光看那行头，一块舞台幕布上裁下的红色绒布，手工缝个荷叶边，就是她的包，红色绿色跳跃于黑色之上的大衣，让人想起张爱玲用被面儿给自己做的花裙子。我与鹿包从放鹰桥往西，下到楚河边的步道。我对放鹰桥两端的欧洲古典塔楼倒是宽容，反而是刷上蓝色油漆的桥体有一种强硬的介入感，在一座没有阴雨天也时常灰蒙蒙的城市，任何鲜艳的色彩都像反讽。

　　楚河边的绿植已经长成郁郁葱葱之势，红的黄的美人蕉举着肥美的花朵。走在这条步道上能清楚地看到，四周高楼林立，汉街像一溜窄长的谷地。那些高楼有些曼哈顿的影子，曼哈顿的坏在于高楼给人无处不在的压迫感，曼哈顿的好在于，密密匝匝的高楼，竟找不出一幢丑得不忍直视的，这坏与好，汉街边都有。与高楼相对，仅隔一条沉静碧绿的楚河的就是那些红或灰砖墙的小楼，在繁闹中有这样一个不用担心车流的洁净地，简直要忘了有人曾指责它“一条假汉口的街道混淆武昌人民的视听”。鹿包对汉街也是包容的，工作时写字，闲暇时除了写字还玩乐队，并无太多时间逛街，汉街算得上常来的一处。

　　民国风情的老房子门口挂出的多是快速时尚品牌的logo，资本与消费早就实现了全球无时差，别说新的老建筑，即使真的老建筑也有它们的一席之地。但鹿包的爱不在此，她带我去文华书城，门口写着“每座城市都应该有一家好书店”。

　　进门处的台子上全是关于武汉的书，有美食地图，旅游信息相关的书，也有《百年汉阳造》《1938保卫大武汉》的历史类书籍，以及方方、董宏猷等当地小说家写武汉的作品，一楼基本是畅销书，诺奖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画像高高立着。楼上几层，书店更安静，因为游客大多止于一楼。文华书城除了书，咖啡之香，小工艺品之趣，使人联想起诚品。

　　从书店出来，又聊到张爱玲，鹿包突然问张当时为什么要去香港，我说她对政治淡漠，其实是极聪明的人，她不得不走。鹿包说：“不能穿漂亮衣裳了，她就走了。”这解释，真是极张爱玲。

　　来自民国的滋味

　　武汉小吃的花样之多足以让北方人找不着北，迷失在那热气腾腾的甜咸脆糯之中。将住处定在户部巷的人，有一颗从早六点到晚十一点随时准备去觅食的心。

　　现在的户部巷，说是汉味小吃一条街，其实商家并不讲究，食客也是乱吃一气，排着最长队伍的永远是一家叫作“正宗绍兴臭豆腐”的档口。

　　武汉周边的、成都重庆的、两广的、港台的、日韩的，各色小吃其乐融融。武汉很多传统小吃说起身世，动辄上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至今，与其说证明了小吃的生命力之强，不如说证明了武汉人对美食的执着。

　　我要去户部巷寻找民国的味道，闻着味儿去是找不着的，臭豆腐、孜然烤肉的味道过于浓郁，热干面的芝麻香无迹可寻，更别说汤包。只能一家一家“排查”过去。在靠近民主路的巷口附近，有两块大牌匾：“蔡林记”与“四季美”。

　　现在的“蔡林记”还有加了虾仁的、牛肉的新品，我点了一碗传统的全料热干面，中规中矩，店里熙熙攘攘，得眼尖才能找到座位，与人拼桌，各自刺溜一碗葱香与芝麻香交织的热干面。

　　汤包本是江南的小吃，在武汉，几乎可以说，汤包的另一种说法就叫“四季美”。最早的“四季美”汤包馆建于1927 年，店名寓意一年四季有时令美食，春天的春卷，夏季的凉食，入秋以后蟹黄包就该上市了，冬天则主卖葱油饼。“四季美”最开始的汤包是正宗的江南风味，由南京师傅掌厨，但习惯了咸重口味的武汉人并不买账，后来由武汉本地师傅改进，将汤包“汉化”，清淡细腻之味被武汉话一样热烈爽朗的滋味取代。

　　只是在户部巷的“蔡林记”和“四季美”是听不到武汉话的，这让人不踏实，毕竟最能评判它们地道与否的胃在武汉人那里，外地人吃名头而已。

　　与武汉土著出身的友人严肃探讨户部巷纯正汉味的问题，友人推荐“石太婆热干面”，比起“蔡林记”，门脸小得多，得留心一个红色霓虹灯串起的小牌子“石记”。饭馆用滑门隔出小小的里间，一个白发的婆婆坐在床沿上，对照滑门上方挂着的2008 年6 月4 日武汉市长和武昌区长来户部巷品尝热干面的照片，这个婆婆就是石太婆。

　　面馆空间小，食客人并排坐在狭长的金属桌边，我身旁的大姐问：“姑娘是武汉人吗？”我老实回答：“不是。”大姐转脸向她的姐妹：“不会又是专给游客吃的吧？”另一位大姐安慰她：“管他呢，现在是全国大一统，好吃就行。”

　　户部巷附近的解放路，民国时它于武昌的地位就像江汉路于汉口，当年武昌城里有名的商号，曹祥泰、刘有余堂、显真楼照相馆等将这条路打造成民国武昌“第一街”。如今只剩下一家家卖服装鞋袜为主的店铺，门口音响放出的流行乐一家响过一家。

　　民国的滋味并没有给我最大的惊喜，离开时，一个意外出现的人却是我在户部巷遇见的最有民国范儿的人。户部巷的牌坊底下，一个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卖白兰花，都是未开的细长花苞，香气袭人，她把花朵用细长的铁丝串起来，穿在一片光洁碧绿的叶子上，我买了几朵小花，老太太说：“白兰花香呢，戴在身上，走到哪儿香气都跟着。”她散开细铁丝，一圈圈绕在我的背包上，线圈整齐得如一个女红高手的线脚。

　　昙华林的面子与里子

　　古建古街是昙华林的面子，凋敝中有生机，不堪中有优雅。我也想找找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这里、且不是出于无奈、而是有选择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才是昙华林的里子。

　　刘文祥说：“关于昙华林的文艺小清新人们说了太多，那条文青们迷恋的小街在西段，昙华林历史上最精美恢弘的建筑，以及最有文化氛围和高雅格调的地方在东段。”

　　刘文祥是在读的历史系博士生，自己拍摄过关于汉口老建筑的纪录片，不止汉口，整个武汉市的历史建筑，他盘点起来熟稔得如同一位收藏家介绍自己的藏品。

　　我们从湖北美院出发，因为新校区已投入使用，现在的美院老校园内安静得很，从校门直行，穿过一个池塘再爬一个小坡（那池塘曾是武昌城护城河的一部分，小坡则是旧城墙所在地）就能看到传说中的朴园，游客们在昙华林的介绍中看到钱基博故居朴园，昙华林大街走九遍也找不见朴园何在，它隐藏在美术学院的校园里。

　　朴园因房子门前一棵古老的朴树而得名，朴树下是一片正开着花的曼陀罗，门口的芭蕉已经开花结实，房侧的棕榈与杜英在雨中绿得锃亮，房子刚刚修缮过，墙体与窗棂均洁白素雅，这里曾是华中大学（华中大学为私立大学，后并入华中师范大学，原校址则一部分属于湖北美术学院，一部分属于湖北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公寓，钱老先生曾任教且终老于此，现在的朴园用作办公室。

　　与美院相比，中医药大学继承了更多华中大学的建筑遗产，如果保护得当，倒不失为一道珍贵的民国风景。校门入口处的翟雅各（华中大学前身文华大学首任校长James Jackson）健身所已经摇摇欲坠，深入校园“腹地”有一片较集中的中西合璧老建筑，圣诞堂的立柱回廊古雅大气。与它斜对的博育室刚刚粉刷过，室内外都白如新雪。老校政厅（建筑上的标牌上写的是“文华大学文学院”，鉴于文学院只是它在历史中短时期的功用，仍用建筑初始时的名字）建筑外观很平凡，里面却别有洞天，一个天井式的下沉花园，两层楼的支柱、栏杆、窗户均为木制，油漆苍老斑驳。古建古街是昙花林的面子，凋敝中有生机，不堪中有优雅。我还想找找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是昙华林的里子。

　　斑马大街门口没有斑马，有一条色彩龙，门口有斑马的那家是大水的店。“斑马”在武汉话里是脏话出身，但叫到如今已经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叛逆和顽皮，你还可以为它附着上时尚、呆萌、奇思异想等意义。

　　拾级进到斑马大街里面，一个被书包围的空间里坐着一个穿蓝色毛衣、长得有几分像一休禅师的人在给台下的年轻人们讲理想和愿景。我想这年头，做个好掌柜，像培训师一样跟员工讲理想简直是一项基本技能。掌柜蝎子招呼喝咖啡，我回到他的小吧台。他为准备参加WBC（世界咖啡师大赛）而苦练咖啡制作工艺，练上瘾了干脆请人喝咖啡，从微信上的朋友“下手”，不时约人出来喝他做的咖啡。

　　蝎子给斑马大街取的slogan 是“给这个城市来点儿文艺”，在我看来他本身是个极文艺的人，比如在上学时几个朋友坐在汉阳门下的台阶上，把脚泡在江水里，他称之为“感受这个城市的温度”，汉口那座矗立了100 多年的江汉关，大钟仍每天准点响起钟声，它旁边有个“好百年饭店”，蝎子就把江汉关称作“百年孤独”。

　　蝎子的斑马大街还不到一岁，他对它有很多的设想。从看丁丁和尼莫船长时起，他就有环游世界的理想，然后用彼得·梅尔那样的文字记录下来。他还有个在书店里举行婚礼的理想。离开斑马大街前，蝎子送我两个金属活字，繁体的“理想”二字。嘿，蝎子的理想主义，就像王家卫的墨镜一样，很真诚的呢!

　　大楼之大与大师之大

　　武大对于整座城市是个神奇的存在，城市的粗粝、躁动与土俗被无形地隔离，就连武汉火炉般的夏天进到校园里，也因为大量古树的冠盖而变得清凉几分。

　　1933 年，报纸上登载过一句胡适会见外国友人时说的话：“你们要问中国有没有进步，去看看武汉大学就知道了。”上文介绍的博士生刘文祥漏掉的信息是，他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活都交给了武汉大学，且热衷于研究武大校史。跟这样一个年轻人逛武大再合适不过。

　　在珈园小观园吃完饭，我们顺着珞珈山上的小路直奔十八栋，上世纪新校园建设时，老校长王世杰说没有舒适住所，难得名牌教授，于是在山坡上修建了十八栋别墅，让先生们先安顿下来。

　　一栋正被脚手架包围起来的联排别墅，文祥说那里曾是陈源和凌叔华的住所，我所阅读到的资料是1929 年陈源夫妇来武大任教，陈是文学院院长，凌是国文系教师，文祥说那是讹传，在当时夫妇二人同时在一所高校任教不合乎常情，武汉大学只有杨端六和袁昌英夫妇都是教授，凌叔华当时是全职太太。

　　房子维修，地上堆满了碎砖瓦，文祥挑了一块完整的红瓦，上面刻有“华兴”的商标，还有“农商部注册”“汉阳”的字样，并注有韦氏拼音。他喜欢搜集旧砖瓦，听说武汉哪儿拆旧房子，他就去捡一些回去收藏。现在的十八栋大部分已经修缮一新，作为学校下面一些二级单位的办公地，重新装修过的房子已经看不出是民国时代的老建筑，像新建的别墅群。

　　周恩来旧居是十八栋中仅有的标明了曾经住客姓名的一栋，其实1938 年周恩来来武汉，只在这栋当时闲置的楼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现在门前的一蓬竹子已经长得很高了，文祥带我绕到屋后去，后面才是正门，前面的门通地下，曾是佣人进出的地方。后面的正门口就是那张流传甚广的周恩来夫妇与斯诺合影的摄影地。周恩来旧居西头的楼是校长楼，武大的老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都曾在那儿居住。

　　从十八栋下山到环山北路，这条路是文祥最爱的一条路，除了偶尔有从教工宿舍走路去上课的教授们，这条路上几乎没有人影，建校时王世杰老校长带学生们手植的树已经长成森林之势。沿环山北路一直走，经过珞珈山庄，就能看到学校的主体建筑群。工学院与理学院隔着一个运动场遥遥相望，作家方方曾写这两栋楼是彼此的敬亭山。我喜欢理学院的楼，它尤能体现出兼容并蓄，中间是一个拜占庭风格的圆顶建筑，两边则是方正的中式庑殿，里面的阶梯教室中的巨大立柱则是借鉴了古埃及的纸草花式柱造型。在武大校史馆（原老图书馆）4 层，文祥策划的武大建筑展上还能看到理学院完整面貌的老照片，现在树木长起来，从远处看理学院只能看到一个黑色的穹顶。

　　沿理学院旁边的林中小道上山就是樱顶，作为学生宿舍的“樱花城堡”顶上文学院、老图书馆、法学院成山字形排列。关于文、法学院的楼还有个美丽的说法，文学院的屋檐高高翘起，象征文采飞扬，法学院的低平则象征法律的中正不倚，文祥说这是随意发挥，武大建筑的设计师开尔斯在上海，他并不常来武汉的工地，等他看到的时候，文学院已经完工，法学院尚未开建，最初的图纸中文、法学院的样式一样，文学院的屋檐纯属施工失误。

　　法学院旁边的礼堂因为用作大学生活动中心，武大人简称“大活”，梅兰芳来此演出的时候，礼堂内外全是戏迷，来这儿演讲的名人不可尽数，武大刚迁来不久，蔡元培来礼堂演讲，王世杰校长介绍蔡元培时说：“介绍蔡先生只要用三个字，蔡元培。”风雅至极。

　　樱花未开的时节走在樱花大道上，银杏树反而更抢眼。换作民国时候，走在这路上的年青人们，男同学穿西装、中山装或长衫，女同学穿蓝布阴丹士林旗袍，在一个看不到现代高楼、只有民国建筑和香草名木的地方，不止我会有这种幻想，看看那些经常到校园取景拍戏的剧组就知道。

　　路上边走边畅谈的人让我想起金克木，他写的《珞珈山下四人行》最符合我对民国时武大的幻想，几个30 多岁的教授，一起散着步高谈阔论，从旧学到新诗，古文参杂外文，今古事与东西学都是信手拈来，这四个人是外文系的周熙良、历史系唐长孺、哲学第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任何一位在今天看来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出校园时经过李四光骑毛驴的雕塑，李四光先生举起一只手作瞭望状，武大学生开玩笑说先生是走累了，想拦车。他作为武大新校址的选定者被铭记，还有一段李四光带着干粮骑着毛驴和农学家叶雅各去考察地址，看到珞珈山时激动拥抱的故事，文祥说这事也是子虚乌有，李四光最开始相中的地方在洪山附近，叶雅各选定了珞珈山，但他的方案是从珞珈山南坡开始，现在的格局是开尔斯来考察过之后集众议的结果。文祥在为真相驱鬼逐魅时一腔热忱，并不像一般的大学生早早地忧心生计或被消费主义的大潮裹挟，倒是更像民国时的学生一样纯粹。

　　武大很大一部分校区紧邻东湖，民国时候，那里有隔出来的两个泳池，一大一小，大的是学生泳池，小的教职工专用，岸上是作为更衣室的芦棚。湖心亭则常有学生开班会、同乡会等等，吃着橘子、花生，聊学业、聊天下事，应该也挺八卦的吧。

　　从武汉回京的飞机上，我细细回想在武汉遇到的人，经历的事，突然觉得寻找所谓的民国范儿注定要落空。我们怀念民国范儿，与其说怀念的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一种气度，一种人生兴味儿。生在此时，享受这个时代的荣耀，必然也承受这个时代的痛苦。民国人何尝不是如此?

　　“秋天傍晚，山下大路上常有人散步。有四个人在路上碰面时就一边走一边高谈阔论，还嘻嘻哈哈发出笑声，有点引人注目，但谁也不以为意，仿佛大学里就应当这样无拘无束，更何况是在田野之中，东湖之滨。假如有人稍稍注意听一下四位老师模样不过35 岁上下的人谈话，也许会觉得奇怪。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嘻笑诙谐。偶然一个即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哈哈大笑。这些人说疯不疯，似狂非狂，是些什么人?

　　原来这是新结识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属四系，彼此年龄不过相差一两岁，依长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熙良，历史系唐长孺，哲学第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金克木《珞珈山下四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