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诞 | 跟世界合作,这事没必要说得那么委屈

同为青年偶像,李诞与韩寒不同,他采取了无所谓的姿态。

李诞 | 跟世界合作,这事没必要说得那么委屈

李诞

今年4月份,李诞第一次见了韩寒。虽然两个人早有交集—韩寒是李诞第三本书的监制,他在上海的酒吧也改造出了一处脱口秀舞台,卖的酒一款叫“人间不值得”,一款叫“值得”—但两个人从未见过面。这一次,李诞想邀请韩寒参加新一季的《吐槽大会》,后者却推说自己长胖了。

少年时李诞也爱看韩寒,但见面了他没说出口,觉得十之八九对方已经听腻了。韩寒曾经是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偶像,有无数年轻人从中获得共鸣,其中有一个叫李诞的也很寻常。

他们有许多相同点,比如年少成名,都被认为极具才气,李诞是脱口秀表演者,韩寒最初吸引人的,也是他幽默的文风,他们还都擅长小说家言。

但如果是谈论作家韩寒和作家李诞,虽然都出生在80年代,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人,当然,他们都不是放弃人生的人,人们如今称呼韩寒“韩老板”,他最新一部电影票房超过17个亿,李诞也会被叫作诞总,他作为创始人的笑果文化据传估值超过30个亿,《吐槽大会》累计播放量超过56个亿,在一个以“亿”为单位度量的时代里,他们都身处潮尖浪顶。

我们在北京的一个露天酒吧谈到这些,下午春光尚好,李诞寸头,800度的圆形眼镜,还是招牌式的慵懒,喝着无糖莫吉托。“有人说80后的文化偶像是韩寒,90后这一代就是你。”

“你说真的?天啦,千万不要。”

上一次见到李诞,是在上海,笑果文化新一年的广告招商大会上。这家以脱口秀立足,凭借王牌节目《吐槽大会》迅速崛起的公司,在上百位广告主面前展示了新一年的雄心:新一季的《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全新的情景喜剧,明星加持的真人秀,还有已经发掘了600多新人的线下脱口秀剧场。他们瞄准的是都市青年人对快乐的“刚需”,优势是将广告变成段子。李诞站在台前,作为招商会的主持人,代表着这家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成绩—成就了一位真正的明星。

“我们公司规定不能管客户叫爸爸。”李诞拿着话筒,脸上笑意连连,“但这和自尊没关系。”

“我们是觉得叫金主爸爸、客户爸爸的人,服务得反而不太好,就是态度特别好,让你不舍得打他。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东西卖得好,你们也不是来这儿多一堆子孙。”

他确实有说话的天赋,即使是短短的开场白,也像在说段子。

“但公司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我们最近合作了一个客户就叫‘好爸爸’。”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台下已经笑成一片,李诞也笑起来,“还是要说,感谢客户‘好爸爸’。”

在这样的场合,你会更直观地意识到,无论是作为明星艺人,还是一家初创公司的管理者(担任首席内容官的消息刚刚在公司公示没几个月),他都游刃有余。

和展示给外界的懒散不同,李诞其实异常忙碌。

理论上他要负责公司所有的项目,招商会他要主持,明星嘉宾他要邀约,节目格调他也要把控;脱口秀不是滑稽戏,讲究围绕主题讲段子,他要组织选题、开选题会,讨论段子,经常搞到半夜,他的状态也勇,所有人都睡着了,他还可以一个劲儿自己改。每一个新的项目,无论是情景喜剧还是单元剧,都需要李诞来把关,作为一个已经被市场和观众认可的脱口秀创作者,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听见的最奇怪的评价是,李诞像一个产品经理。

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一个合作的编剧团队就拿着剧本来请李诞把关,他们花了两个小时分角色朗读剧本,李诞自告奋勇承担了其中之一,然后才给出他的建议。

他还要花更多时间培育新人,为他们改段子,提供在镜头前松弛的经验——他看好的有三十多位,所以这也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新一季的《脱口秀大会》,他将变得更像一位主持人,目的也是推出更多新人。

“去年那么整也是公司的战略,一个原则就要红。我们希望向市场证明脱口秀这个领域是可以出明星的,可以赚大钱。搞了一年,有点儿差不多了吧,大家也知道了,证明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了,我稍微收一点,只有你自己也不对劲啊。”李诞说。

听起来有些“以退为进”的意思,我们聊到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Johnny Carson ,在他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发掘了众多脱口秀新人。如果李诞想成为中国的Johnny Carson ,带动一个行业的兴起,那也算不小的野心。

但很快,他打消了你的这种想法。

“ 为什么觉得在中国做脱口秀能做起来?”Esquire记者问。

“我没觉得,我们老板觉得能做起来,我没有这种自信。我也没有他们喜欢的格局、眼界什么的,我都没有。我就是把事做好。它不困扰我,不会真的形成一个压力。”

这就是李诞带给人的疑惑,他在积极入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却又偏偏告诉你他不在乎。

一个“无所谓”的人要如何投入,又为何要投入呢?这总有些矛盾。但李诞真诚地说,这是可能的,一个人可以既是一个无所谓者,又是一个工作狂(他就是这么形容自己)。

“我是一个完成主义者,就是什么事在我手里,我就想把它做好。”他说自己最强的天赋既不是写段子也不是说段子,而是帮人修改,他总有办法让它更好笑。在这方面,他还没见过做得更好的—这当然有些机械,但他接受不完美的段子,就像他强调生活没有禁得起拷问的意义。

他对脱口秀没有热爱,但依然参与其中,给有“热爱”的人修改段子,努力创造价值。矛盾虽然还是存在,但人生本来就经不起反问。

“我找到了一个出路,给别人创造价值。没什么原因,没有要怎么样,就是把事做好。这是我给自己找到的生存之道。”李诞眼小,这么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眼睛像针尖一样坚定。

唯一的遗憾是,他很久没写小说了,一方面是工作太忙,常常事赶事,另一方面他有些怀疑写作的意义——写小说骨子里是不想和世界聊了,他还不愿就这么自说自话。

去年的一天,他碰见了一位相熟的作家,作家喝醉了,拍着他的肩膀说,李诞,你还是要好好写小说。

“写那些有什么意义呢?”他承认自己有些嘴欠。

“你做综艺,跟傻逼一样,有什么意义?还是文学最有意义。”

作家生气了,拉着他絮絮念了两个小时,但李诞觉得,作家也在怀疑写作的意义(不然不会思考它),他只是在说服他自己。

“这么讲的话,到目前为止,现在算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时候?”

记者问他,“嗯。对。”

李诞 | 跟世界合作,这事没必要说得那么委屈

李诞

王建国最初见到李诞,是许多年前,后者还是个喜欢逃课的大学生。李诞最喜欢的诗人是布考斯基,外号“酒鬼诗人”,所以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喝大了。又因为两个人在常人看来都有些古怪,王建国每隔几分钟就要叹一口气,李诞每天睡醒都想把自己灌醉,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朋友。

李诞出生在内蒙的一处碱矿,四周都是草原。就像布考斯基有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士兵父亲,李诞的父亲绰号“大虎”,从小热爱战斗,本来是老师,却勇抓小偷,还当了两年警察。他们的父亲都爱喝酒。王建国听李诞说过小时候杀羊的经历,大人们在羊身上开了一刀,小孩把手伸进去,在血肉中摸索心脏,一扭,血泊中的羊身体颤抖,死亡也就来临。碱矿衰颓,有许多破败的房子,长大后他会带一本书找一个破房,在里面独自看书。王建国想,这个一手扭碎过羊的心脏,一手读诗的人,大概是会有些不同。

布考斯基的名言是“我始终一手拿着酒瓶,一面注视着人生的曲折”,是愤世嫉俗者中的愤世嫉俗者。王建国也看到过青年李诞的愤怒,“他的愤怒就是觉得世界不对。跟每一个愤青一样,看到的不公啊,看到的臃肿,看到的不合逻辑的地方,看到人为了利益能多恶心。”

他不爱上课,总是看书,最大的成绩是教会了寝室朋友们喝酒。专业是社会学,但又觉得冷冰冰的社会结构论解决不了他的疑惑,转而去看经济学,喜欢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但也就仅此而已。只有一本《百年孤独》,他可以翻来覆去看上十遍。

愤怒的布考斯基潦倒落魄,迷茫的李诞却在日后成为镜头前谈笑自若的明星,这是不同时代的故事了。

他曾经在多次采访中提过在南方报业实习的经历,两位记者大谈借助特权弄到春运火车票,让他觉得幻灭。但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他不是没有遇见过热情又有斗志的记者,希图用一支笔传达社会的不公,他有些羡慕,更多的是怀疑,觉得他们其实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拥抱幻梦的人在抱团取暖。后来他北上,去了广告公司,从一个喜欢大谈理想主义的地方去了另一个大谈“转化率”的地方,从一个极端去了另一个极端,再后来,他就去了上海写段子。

李诞和王建国成为中国第一批拿稿费写段子的人,一条段子400,两个人都文思泉涌,一天不止写10个,限制他们的只有自己的懒惰。先是当撰稿人,再是上台表演,半是天分半是运气,也就入了这一行—虽然两个人都说从入行开始,就没多喜欢。

直到笑果公司成立,李诞来找王建国说,公司成立了,你也来当艺人。

“我当屁艺人。”王建国回了一句。

“我也不想当,”李诞说,“但你这么想,艺人合约虽然限制,但是两方面,如果这个东西成了,那不就有钱赚了吗?如果这个公司黄了,约不就自动解了吗?”

你不要拒绝机会,不要拒绝美好的东西。李诞说。

王建国说不清李诞怎么就转变了,变得积极奋进,他们都没有多少物欲(虽然这个时代这么说很少有人会信),两个人都不会开车,也没在上海买房,贵的酒喝,便宜的也无所谓。可能是李诞比他更快明白,对抗世界也不能往死里对抗,穷且痛苦,还不如挣点钱再痛苦;又或者他从没在他身上看到过一种渴望,比如要去追求什么、相信什么,写小说也不是要燃烧生命,既然没有也就无需坚持,又可能他放弃得早。

“我亲眼看到他这个转变,他变得越来越积极。以前二十出头认识他,你说他去潜水,去国外看教堂,打死我也不信,就他那个德性,他有空看教堂?他有空全去喝酒了。”

我们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聊到这些,王建国30岁了,他说李诞有一次告诉他,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嗨了,看到蓝天白云就开心,“他以前不会这样。”

2017年,《吐槽大会》开播,十一期节目王建国上了三期,李诞上了九期,李诞很快成了真正的明星。这是王建国自己的选择,如果可以他只想宅着玩游戏,写小说。他总是跟自己较劲。

但如今,王建国说得坦白,“我当时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想赚钱的人。”但挣那么多干吗呢,他又没想明白,他租着房子、自己做饭,去年最大的开销是买了大彩电,装了几万块的电脑玩游戏(但都用来写稿了)。每年挣的钱,他只花得了三分之一。

王建国的眉头锁着,好像自己也困惑,“用不到,真用不到那么多钱,我就不花钱,但是就想挣,还挺讽刺的吧。”

可能他不想再愤怒了。“我对我自己说,老李那样不挺好?有些问题你不面对就不存在,你面对了、合计了它才会有。”脱口秀带给观众快乐,王建国也想活得开心一些。

“年轻时太纠结了。”他甩甩头。

“你现在也不老。”记者说。

“这个老跟年纪大小没关系,就是你的心态变的,就是那个劲头没了,你知道吗?很多东西,算了就算了。”

王建国曾经和李诞讨论过这个话题。他问李诞,老李,你觉得你老了吗?

啥叫老了?李诞回他。

就是那个劲头没了。

认识这么多年,你仔细想想,我要过什么吗?李诞问王建国。

那你敢说你现在的想法跟十年前,或者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模一样?王建国问李诞。

我今年的想法跟去年都不一样,因为境遇在变,遇到的东西多了,人的思考就不一样。李诞回答。

那不就是老了?王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