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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大敦煌

2006-07-26 20:30　来源：《华夏地理》2006年7月号

　　策划/樊锦诗王旭东摄影/孙志军编辑/艾绍强

　　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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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地域宽广，沙漠戈壁相连，大片绿洲掩映；它曾经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场所，也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之地。　　

　　防沙治沙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对于莫高窟，壁画的变色、起甲、脱落等病害依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水是最根本、也是最难解决的。

　　因为有水才出现了敦煌绿洲，而正是因为水才造就了敦煌，也造就了莫高窟，造就了辉煌的敦煌文化！

　　但是同样因为水，今天的敦煌面临着一系列危机。“本地，水是人血脉”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今天“血脉”的顺畅与否决定着敦煌明天的生死。

　　中国人讲究名有所出，然而直到现在对于“敦煌”一名的来历依然众说纷纭。大多数人围绕东汉应劭的“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来说事，但总感觉有点不伦不类。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钱伯泉先生从语言学角度考证认为，敦煌应该是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戎氐人的词汇，意为“接连不断”，指的是南面的山。而正是因为有南面接连不断的大山，有山上融冰雪而来的水，才形成了敦煌这一块水草丰茂的绿洲，成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在“李克让莫高窟修佛龛碑”中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便在石壁上凿开了一个用于修行的石窟，于是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群由此拉开了序幕。

　　钱伯泉先生说他曾经三次实地观察和长期思考发现，每年夏秋朝阳初升时，在莫高窟前沙山的某个位置向西方的莫高山张望，有可能出现“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幻境。他认为“莫高”一词是突厥语“神圣”之意，可能古代的当地居民也看到过“金光”并以为神才名山为神圣山。

　　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我发现许多石头上有一些闪烁着金色光芒的鳞片状物质，用指甲抠似乎有一定弹性。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研究员对我说，碑记中的“此山”应该指的就是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三危山是由敦煌群变质岩系组成，主要的矿物成分有石英、云母、角闪石等，其中云母包括有黑云母、白云母、金云母、绢云母等，各种云母的总量最多达到20%，“在阳光的照射下，山体可反射出奇异多彩的金光。”王旭东强调。

　　不管当年的修行者看到的是不是云母发出的光芒，乐僔和他之后的信徒们一定是认为他们找到了修行的圣地，纷纷开凿洞窟，坐禅修行，由原来一个人的小窟扩展成为多人共同修行的大窟，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传播佛教理义和礼拜的场所。这样一来，洞窟就越修越大，里面开始供奉佛像，墙壁上描绘各种佛教故事。

　　敦煌壁画像一个巨大的宝库，许多人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研究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研究者发现，在唐代的《婚礼图》中新郎新娘行拜礼时，男跪而女不跪，正好验证了《唐书》记载的“自唐武后欲尊妇人，始易今拜，是则女屈膝下拜……”而在唐代的《父母恩重经变》中，则描绘有一个妇女推一辆四轮小车，小车中有一婴儿酣睡，小车造型与现代育婴车几乎相同。还有研究者统计，在唐宋壁画中有14幅刷牙图，并且所有的刷牙者都是蹲到地上的。而统计发现敦煌壁画中一共画了6000多件乐器，1988年甘肃省组织科技人员进行乐器复原的研究，最后由北京民族乐器厂仿制出了34种54件古代乐器，其中一种叫“方响”的乐器本已经失传很久，根据洞窟壁画中的形象仿制了出来。

　　最神奇的是梁思成教授在莫高窟的《五台山图》中发现了一座优雅的寺庙和一座玲珑剔透的宝塔。1937年夏天，他到五台山考察时按图索骥，居然找到了大佛光寺和那座亭阁式宝塔，而且都是罕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这一发现甚至改写了中国建筑史的某些篇章。

　　1900年6月22日，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打开了莫高窟第16窟的一个耳洞，藏了近900年6万多件珍贵的文书突然面世，经卷、写错的写经纸、用过的课本、废弃的公私文书、佛画，有纸质有丝绢，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有汉文、梵文、于阗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民族的文字。这些“敦煌遗书”巨量并且涉及内容广泛，举世仅有，但是惊天的大发现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很快大半精品让先后到来的斯因坦、伯希和等人盗劫到了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十多个国家，敦煌莫高窟一下子引起了世人的瞩目。敦煌文书出现后，各国学者立即展开研究，出现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

　　“我觉得敦煌文化的主流是大众文化。”杨秀清对我说，他认为敦煌的佛教也是大众的而不是精英的，因为精英的东西在长安。敦煌壁画、遗书所记录的材料，以往是正史不载野史不记，许多地方现在要找一个乡镇民国时期的资料都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敦煌却向人们展示了唐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景象。

　　比如喝酒，敦煌遗书《请处分写孝经判官安和子状》说的是有个叫安和的文化人喝酒后胡言乱语，有人劝说，他却说：“我有口言说自由，干你别人何事？”于是有人就写了状子要求有关部门“详察免众例，请处分。”而施萍亭的研究发现，唐代敦煌官府喝酒的名堂特别多，比如来客了先设酒接风称为“迎”，紧接着设宴洗尘称为“设”，客人住下每日喝酒称为“供”，去问候时喝的酒称为“看”等等，喝酒不仅名堂多而且量也大，说明当时敦煌粮食丰足。杨秀清的研究则发现，敦煌的学生也是喝酒成风，在敦煌遗书几处出现“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之类诗句。

　　比如工价，“四月二日，出麦七斗，付曹昙恩解木七日价。同日，出麦贰斗，付索家儿解木两日价。又一日价麦壹斗。”由此可知，木匠的工价为每日1斗麦。而从另一则“面六斗沽醋三斗”记载可知，1斗醋的价格是2斗多麦，也就是一个木匠两天多的工价！而当时买一个院落的价格也就30～70石之间，是一个木匠一两月的工价。

　

汉服唐装看敦煌

撰文：张元林

　　究竟“汉服”是什么，“唐装”又是什么，虽然身为华夏子民，我还真没有什么概念。不过我倒想起十几年前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第一次真切面对敦煌壁画时的情景。　

　　记得当时带我参观的是后来成为我的同事的范蓉小姐。也许因为身为女姓的缘故吧，她在讲解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壁画中女性人物身上那琳琅满目的服饰式样上。什么“衣带当风”、“华珪飞扬”，什么“世时妆”、“女为胡装”，什么“回鹘装”等等。今天回想起来，愣是记不得看到过“汉服”的标准样式，反倒是那些佛国世界的菩萨和飞天身上那富有想象力的翻飞的衣带、飘曳的长裙和供养人形象上带有浓厚异族情调的服装式样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我至今还记得两个细节。一是当看到隋代壁画中裙腰高及胸部的身着短襦长裙的女性形象时，我自作聪明地说她们肯定是高丽妇女，范蓉掩嘴而笑，她告诉我说那其实是隋唐时期中国妇女的常服时，我那一脸的窘态。另一个是当看到五代时期壁画中几个身着半透明的紧身长衫、双臂及双手隐在两条窄窄的长袖中，露出一副娇羞之态的年轻女子形象时，范蓉十分羡慕地感叹道：“看看古代的女子，穿得多好！”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大街上的女孩身着与壁画中几乎一模一样的紧身衫，甩着两只窄窄的长袖，每每有时光倒流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已过而立之年的范蓉看到这种情景是什么感觉，但我相信，那些发誓要“复兴汉服”的“义士”们如果知道这些被他们视为异民族服饰或为他们所不屑的“奇装异服”早在一千年前就已在华夏大地流行时，一定会为他们对“汉服”理解上“非此即彼”式的狭獈和短见而汗颜。

　

抢救莫高窟

文/艾绍强

　　高鹏正在进行的第205窟临摹，是与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项目，由保护研究所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提供色彩依据，高鹏进行复原性临摹。205窟是一个盛唐时代（705～786年）的洞窟，在其西南墙面上的壁画由于远离洞口，通风条件差，加上壁画附着的岩面受崖体地下水渗透影响，长期处于阴湿环境，壁画变色严重，画面呈现一片棕黑色色调。

　　敦煌壁画变色最大的是红色。早期的壁画多采用土红，这是一种很稳定的颜色，湿度和光照都不会对其产生影响，虽然吸水后会颜色变深，但干燥后会恢复原状。因此现在看大量使用土红的南北朝壁画反而没有变色。唐朝以后开始大量使用铅丹、朱砂，铅丹在一定的湿度和光照作用下，会产生棕黑色的二氧化铅；朱砂虽然对湿度有十分稳定的性能，但在光照下部分晶体会变为黑色，原来的鲜红色会变暗。唐代以后的壁画因为使用铅丹和朱砂，许多画面上原来的红色变为棕黑色和暗红色。李最雄和他的研究小组经过多年的研究，根据化学分析结果，已经建立了一个壁画色彩数据库，现在他们应用这个数据库，推算出原来壁画的颜色并且设计出色标，高鹏在临摹时根据色标确定已经变色部分使用的颜色，这样临摹的结果将科学地恢复唐代的面貌。

　　莫高窟的洞窟开凿了以后，世族大家世代相延照看着自己家族的洞窟，元明以后那些开窟人的后裔搬迁到了嘉峪关以内，日久天长门破窗坏，洞窟里堆积了许多沙子，一些底层洞窟的入口甚至被积沙埋没。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用了大量精力清理积沙，当时虽然意识到风沙危害，但根本没有力量去治理。

　　1950年代，防沙成为敦煌石窟保护的重要工作，先在崖面的上方修了一道防沙墙，隔一定距离开一个洞，堵住的沙通过洞流到下面，“当时甚至想过用布做导管往下导沙。”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用手给我比画，“那时一刮风沙子像下雨一样。”但没有过多久，那一堵墙就挡不住沙了，只好拆除。随后又在崖顶挖了一条防沙沟，没几年就被流沙填平了。另外还设置过局部阻沙木栅栏、在沙丘前沿进行过碎石压沙试验。

　　1989年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建议用尼龙网挡沙，“我们原来也挡过啊，我不放心，就去问中科院沙漠所。”樊院长笑道，后来沙漠所和敦煌研究院以及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风向规律，最后在窟顶上安装了一个高近2米长、3公里多的A字形尼龙防沙网，设计使用寿命20年，“用了16年现在还好好的，窟前的积沙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当然，是综合治理的结果。”樊院长对治沙的效果很满意。

　　对于莫高窟来说，虽然洞窟坍塌、风沙侵蚀的防治已经取得了有效的成就，但是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仍是面临许多问题。调查发现，莫高窟有病害的壁画达到4000多平方米，占到总量的10%；有病害的洞窟有250多个，占有壁画彩塑洞窟的一半以上。许多问题是眼睁睁地看着发生却没有办法解决，比如修建于元代的第3窟，大面积的泡疹状病害，使得壁画看上去惨不忍睹，东壁“施财观音”，三四十年代依然清晰，现在却已经漫患不清。在唐代开凿的第156窟前室北壁上，原有墨书《莫高窟记》，40年前还清晰可见,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水是我们最头痛的。”谈起这个问题樊锦诗院长似乎有些无奈，因为一直到现在，尽管用了许多检测手段，一些洞窟里崖壁上渗出的水气依然来历不明，而正是因为水气造成壁画变色、起甲、酥碱甚至彻底脱落。

　　但是，水到底从哪里来的呢？莫高窟一带年平均降水只有40多毫米，而年平均蒸发量却在4300多毫米以上，年平均相对湿度在30%以下，而对壁画产生影响的湿度在70%以上。有研究人员怀疑洞窟前的树木根系的毛细作用导致洞窟内湿度上升，但检测发现水是从后面的崖壁上出来的，山体那么大，总会有裂隙，稍有水渗进去，就会把盐分带出来。尽管似乎排除了树木的嫌疑，为了保险还是将原来漫灌浇树改为滴灌。

　　但是游客的影响还是明显的。敦煌研究人员的一个试验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们让40人在一个洞窟里停留了37分钟，结果发现，窟内的温度上升了4℃，相对湿度上升了10%，二氧化碳提高了7.5倍，而衰减却很慢。

　　“1979年正式开放只接待了3000多人，去年接待了47万，高峰时一个洞窟半小时之内进出1200人次。曾经发生过讲解员在洞窟里晕过去的事。”接待部主任李萍说起近年来旅游旺季莫高窟的状况，给我背了一串数据。“我们给院长说，不能这么看。”李萍说。但是敦煌的铁路通了，国家要发展旅游，老百姓想看，学者们要研究，能不让谁看？樊院长笑言：“有人说今年要达到50万，还有人吓唬我说突破55万。我能挡住吗？”

敦煌会变楼兰吗？

文/艾绍强

　　确切地说，莫高窟坐落在祁连山脉北坡由南向北流的大泉河出山口西岸崖体上。冬天莫高窟前的大泉河上结了冰，将整个河床都盖住了。到了春天，河面上的冰慢慢消融。我发现，河里的水量很小，小到还没有流出窟区北端就断流了。就这样小的流水，用多长时间才能下切出那陡峭的崖壁呢？

　　研究表明，距今250万年的更新世以后，由于山前盆地发生了缓慢上升，南面山上的冰雪融水及降雨下泻，开始下切岩体，数百万年之后终于切穿三危山，形成一条长1680米、高45～10米的崖壁，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大泉河就是那条切穿三危山的河。这条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宕泉的小河，源头在60多公里外的野马山，冰雪融水和大气降水下流，从上游往下经过大片戈壁，一般在地下流淌，夏季发洪水时才有地表流水。到了距莫高窟南10多公里处以泉水形式露头，向下成为一条常年性河流，但流量变化极大，夏季经常暴发洪水，来势凶猛陡涨陡落。而平时由于蒸发量大，一日之内上午还有流量到下午就可能干涸。

　　对于水，莫高窟真是爱恨难断。一方面莫高窟的洞窟里想方设法防水，另一方面还要把有限的水抽上山顶，浇灌沙漠里的植物，以防沙治沙。

　　一直到1980年代初，敦煌的多数居民仍以柴为燃料。在绿洲与荒漠之间，通常有一条过度地带，宽数公里到数十公里，这一地带因为地下水位较高，甚至有绿洲灌溉回水露头，因此生长着柽柳、白刺等旱生、沙生荒漠灌木，这些植物带对固沙防风维持绿洲生态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地居民将这些植物集中分布地段称为“柴湾”，把那些荒漠灌木称为“柴棵”，从名称可以看出，“柴湾”就是燃料库，“柴棵”就是燃料。

　　因为薪柴、饲草的需要，对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的大规模伐刈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李并成教授研究汉简和敦煌遗书发现，伐芦苇、砍柽柳、运芦苇几乎成为当时戍卒的主要任务；到了唐代，敦煌的官府赋税项目里专门列有“柴草”一项；在一件敦煌遗书里记载，所有民户都必须向官府交纳“枝柴”，一年纳柴量达15万束，加上居民自家烧柴、寺院烧柴；另外修渠、筑坝、护堤等方面也大量需要柴木，对绿洲边缘植被的砍伐数量巨大，当时已经直接影响到农田，因此作于唐代的《太平颂》就呼吁：“大家互相努力，营农休取柴柽，家园仓库盈满，誓愿饭饱无损。”

　　“敦煌县的人口和全国的人口是同步增长的。”敦煌市水利局党河水库管理所所长马玉成告诉我，“1949年全国4亿人敦煌将近4万人，现在全国13亿敦煌也13万人了。”事实上加上长住敦煌市区的青海油田职工和家属，现在敦煌全市的人口已经超过18万，虽然地域范围仍有3万多平方公里，略小于海南省，但是其中适合人生存的绿洲只占4%多一点。

　　敦煌遗书《渠规残卷》里说：“本地，水是人血脉。”从汉代开始人们就修渠引党河水灌溉农田。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宇研究员根据敦煌遗书和他多年的实地考察研究发现，唐代敦煌地区的人工渠道总长约700里，有耕地10万亩，可见当时水利工程规模相当大；但一直到了1949年，敦煌的总耕地也只有13万多亩，全部靠党河水灌溉。

　　以前，党河的水除了灌溉农田之外，沿途大量渗漏很好地补充了地下水，使得河道两岸和下游绿洲周围荒漠植物良好生长。现在，总长300多公里的水渠全部用水泥板衬砌，大部分渠道很少有渗漏。而历史上流经敦煌与党河汇合直达罗布泊的疏勒河，曾经水大到可行舟船，在敦煌一带串川灌滩，是绿洲的重要水源补充。但是1960年以后上游先后修建了两座大水库，疏勒河的水一滴都流不到敦煌了，敦煌的地下水位从此得不到补充。　

　　敦煌绿洲适合种植棉花，相对产值也高，最近几年不断有人口迁移来，在绿洲边缘开荒打井种植棉花。敦煌是一座旅游城市，去年游人为100万人次，今年预计达到120万人次。有研究表明，常住人口日平均耗水0.2立方米，旅游人口则需要0.7立方米以上。不断增加的常住人口，加上飞速增加的旅游人口，造成用水量飞涨，但是敦煌总的水资源是不会有多大增加的。

　　一方面是地表水喝光用净，不给地下任何补充，绿洲边缘的林带越来越少，直到变为沙化地；另一方面是掠夺性开采地下水，水越来越少，一旦没有了，得不到浇灌的田地就只能撂荒，而经过翻垦的土地风蚀量是未翻垦土地的15倍左右，沙漠化是朝夕之间就会发生的。

　　水是敦煌的心腹之患，也是莫高窟的心腹之患。可以说是水造就了敦煌，没有水就不会有敦煌，也不会有莫高窟；但是水也能改变敦煌，甚至毁掉敦煌，如果没有了水，敦煌会消失，莫高窟也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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